〈左右紅藍綠〉香港應正視氣候變化風險


香港應正視氣候變化風險

上周六,全美國包括首都華盛頓在內有超過300個城市舉辦「民眾氣候遊行」,抗議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100日以來一再推翻奧巴馬政府任內的重大環保政策。
表面上這場集會似是衝著特朗普而來,但其實「氣候遊行」每年都會在全球各地舉行。不同的是,今年的遊行是緊接一周前在全球超過600個城市舉行的「為科學遊行」,牽頭的是不少科研人員,他們要求各國民眾要關注「基於實證的決策」對維護公眾利益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環保、公共衛生、食物保障等範疇,並反對部份政府與企業為了政治或經濟利益而扭曲、甚至否定科學共識。
與其說這些集會是「反特朗普」,更準確應該是全球學界對現今被名為「後真相年代」的現象的回應。近年,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帶動了反精英的民粹潮流,再加上社交媒體的興起,令不少「反科學」或缺乏實證支持、立場先於判斷的資訊大量泛濫,最明顯的例子,除了否定氣候變化,就是在歐美興起的反疫苗運動。
超過97%的科學研究已經證實了人為經濟活動對全球氣候的影響。而氣候危機已經相當迫切,包括對水源、農業與沿海地區的影響,很多小島國更面對陸沉危機。
但其實,不論是在美國以至全世界,數據都說明清潔能源與低碳轉型其實都帶動了經濟與就業,反而美國煤炭業早在三十年前已經因為市場因素已萎縮。特朗普政府漠視這些實證與趨勢,反世界其道而行,背後掩蓋的是傳統高污染能源業的利益。
事實上,特朗普的班子也不能改變全球減排的方向。很多低碳發展的規劃,現在已不完全由國家中央政府主導,而是由不少州份、城市甚至社區,與商界合作牽頭落實。而中國、印度,甚至是氣候變化最高危的發展中國家,亦非常積極落實減排。
回望香港,其實除了氣候變化對環球經濟的影響以外,作為沿海城市,香港也絕對應該正視氣候風險。不但水位上升,熱浪也會加劇,反常風災會引發水浸與山洪,長遠對社會基建、民眾健康都有風險。 最近,香港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擬定的新《管制計劃協議》中,首次引入「上網電價」的政策,以推動本港再生能源的發展,值得觀望與支持,能否協助香港落實可持續發展,就讓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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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周文化〉【一藝術・一故事】新聞過眼雲煙,唯有文學可以超越時間


視頻及訪問原文發布於明周頻道

撰文: 陳筠而     攝影: 傅而雅

02 May 2017

周澄剛讀完菲律賓作家Gina Apostol的書《Gun Dealer’s Daughter》,她特別喜歡最後部分--主角和舊同學在回憶過去的革命時代和審視現在。而作者故意用上花巧的文字,似是要表達作者想剖開自己的心卻又無法面對過去一些秘密的糾結情狀:「是文字的『無用之用』。語言和文字幫我們了解世界,卻不能拯救我們。但其實文字的力量在於面對真實,即使真實多麼難以面對。」文學、故事,有時比新聞來得更坦誠。它們往往是一種沉澱,讓過眼雲煙的事件得以另一種形式流傳下去。

現實裏的人如何推翻現實

小說設定在菲律賓的七十年代尾至八十年代初,刻劃了那時代的社會不公、政治分歧,也探討了一種後殖民時代的身份問題--是不同階層如何去尋找自己身份和角力的故事。作者筆下的主角出身有錢人家,是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後來接觸到激進的左派,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了,想做一點什麼、甚至以革命來改變社會。然這變成一場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現實之間的角力。「自己在學生時代也活躍於學生運動,回憶着總有共鳴,雖然歷史脈絡不盡然相同,但當中的身份追尋、如何反權威等等根本是全世界都仍在討論。我覺得香港很多人都有這種掙扎--你要推翻現實嗎?但其實你是現實的一部份,是制度下的得益者。」周澄是國際新聞記者,卻更喜歡文學世界的文字力量。

「我很喜歡這種超越性,文學帶出人類的狀況,讓我們用另一對眼來審視好像離我們很遠的歷史、讓我們再次思考自己在歷史裏擔當着什麼角色。我們做新聞的每天好像面對很多事,但半年過去一年過去,你還記得嗎?有什麼留得下來?好的故事和好的人物刻劃,其實更能幫助我們接觸到真實。」最後部分,女主角和舊同學重遇,回憶着那些年的革命,卻發現敢去求變的同伴已然離開社會,要不死去,要不被流放,留得下來的卻都是「曱甴」--普通人總能夠找到一種安身立命的方法。講理想的呢?犧牲了的無人記得,像被歷史抹去一樣。「看的時候感覺悲涼,所謂革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只會釀成悲劇?這是全世界都在面對的問題。」

記憶的斷裂

周澄尤其愛書的結尾,因為那是一個人物如何「看」自己的過去的告白。她一路憶述創傷,但同時無法面對自己的過去,想隱藏一些秘密,有時說出來刻劃得生動,有時卻好像虛構出來,是一種記憶的斷裂,和文字的無用之用。「一些思潮運動總是被歷史遺忘,我們總是急於忘記。」那時候的六四、那時候的雨傘,說是被記錄下來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但又會否,其實它真的只變成一件「歷史事件」⋯⋯?

「這些事是構成我們的文化、身份好重要的一部分。在每個大時代裏,我們每一個人都好像很無力,一個人不知道如何解決,但其實你總會找到一個位置,無論你做什麼都好,一點一滴都在建構社會。所謂歷史、記憶,是要好多人一起去承擔的。歷史是勝利者寫的,但其實也是很多普通人在後面成就出來的。文學以虛構故事將現實昇華,提醒了我們要謙卑,一個人好渺小,但同時可以有好多力量。」一個作者的文字,概括了一個時代的起伏,一個人的一生,讀着是無力和欷㱆,卻總能讓我們找到某種感動,換上另一種思維去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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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澄

被稱為「社運女神」,是學聯前秘書長,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合前任外務副會長,支聯會青年組組員。立法會2010補選中,聯同另外四位前學聯成員組成大專2012,並出選新界東選區。現為自由撰稿人。

〈EJ GLOBAL plus 環地視野〉馬拉喀什大會 減排行動剛起步


2016-12-10 信報 EJ Global (原文

周澄(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全球能源與氣候政策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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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溫室效應基本原理及後果)

上月於摩洛哥馬拉喀什(Marrakesh)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恰好碰上舉世注目的美國大選,再加上特朗普爆冷勝選徒添外交變數,令今年的氣候會議氣氛大受影響;這與去年通過《巴黎協議》響遍歡呼聲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但事實上,今年的氣候會議的重要性更勝去年:馬拉喀什會議是建立在《巴黎協議》成功之上的「行動大會」,為「限溫攝氏2度」的法定目標建立三年路線圖,首要確保全球氣候應對行動能在2020年《巴黎協議》正式生效、取代《京都議定書》之前步向正軌,否則長遠減排目標將無從說起。

同時,馬拉喀什會議亦聚焦商討在巴黎大會上未有達致共識的議程,例如牽涉發達國承擔的氣候融資與賠償機制。換句話說,這是試探各國是否口講無憑、減排目標是否有名無實的首個考驗。

融資計劃忽略弱國需要

正因如此,要談論是次大會的「成果」未免言之尚早,但部分最具爭議的議程及窮國的部分關鍵訴求,確實在馬拉喀什大會上得到一定的進展。首先在融資方面,各國重申會共同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稱《公約》)下設立的「綠色氣候基金」須在2020前集資1000億美元的目標,並強調推動私營融資比例的重要性。

不過,由於現有的融資計劃過分側重於氣候應對的「緩減」(Mitigation)層面,而非「調適」(Adaptation),遠遠未能關切弱勢窮國的應對需要,不少發展中國家重提《京都議定書》原有的「調適基金」(Adaptation Fund)模式,爭取《巴黎協議》延續同樣的專項融資機制,以協議國家長遠應對氣候影響;這也可以更有效地釐清融資選擇與目標,避免有發達國家重複計算既有的援助貸款額,巧立名目將之當作氣候融資的一部分。目前,發達國對「調適基金」模式尚存異議,各國應允將在明年3月底前就議題延續討論。

其次,巴黎大會於去年決議在2018年展開「對話機制」(Facilitative Dialogue),屆時各個締約國將檢討首輪減排進展,以此推進下一輪的各國自訂減排目標。但這個對話機制具體如何落實尚存疑問,馬拉喀什大會僅僅同意由今年與明年的氣候大會主席諮詢各國意願。這亦牽涉《巴黎協議》另一個重要的「透明度」原則:締約國在落實自己的減排行動期間,會公開多少資訊,容讓外界審視這些行動的實效?要避免《京都議定書》的失敗重演,訂立能有效監察實質行動進展與制約各國承擔的機制不可或缺,但目前相關技術細節尚在初步磋商階段。增加透明度亦意味不少窮國須大大提升政府架構內的監管能力與人才培訓,「全球環境基金」(GEF)為此增設一個新的基金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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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北極融冰,食物不足,北極熊面臨滅絕危機。(設計圖片)

為「高危」國訂賠償機制

第三,部分脆弱小國(包括將臨沒頂的海洋島國)連年爭取的額外賠償與保險機制(Loss & Damage)亦在今次大會上得到部分進展。去年的《巴黎協議》雖新增了一項針對窮國適應氣候變化的條文,又肯定了小島國的特殊處境,但發達國表明無意承擔賠償形式的債務責任。目前,各國同意將在2017年啟動一個針對脆弱小國訴求的5年計劃,以助各國商討針對性的議程,包括設立賠償與保險機制的可能性、氣候遷徙、原住民文化等棘手問題。

在明年氣候大會於《公約》總部德國波昂市(Bonn)舉行之前,外界可以觀望各國須在2017年第一季度內須上呈的進度報告與調適行動計劃,由此一探各國的減排政策方向與實質承擔。

外界一直擔憂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會將美國過往的減排往績推倒重來;因此,馬拉喀什大會在此時重申國際社會的減排承擔、強調全球減排大勢與技術創新不為一國意志所移,是相當重要的訊息。其中一個可期進展,是馬拉喀什大會上成立的「2050年減排路徑平台」(2050 Pathways Platform),該平台目前已有22個國家、15個城市與近200個商業機構參與。

減排責任 全球共同使命

此外,伴隨美國大選而來的暗湧,也造就了中國的減排領導地位,這也許是發展中國家角色不再受「區別責任」原則限制的明證之一。各國不論貧富,都湧現減排創新的經濟轉型綱領。最值得一提的,是48個「易受氣候影響脆弱國家」(Climate Vulnerable Forum)在大會上宣布將在2020年前提升各國氣候承擔,盡力提早實現100%的再生能源供電目標,對發達國來說,如此自強團結的先行姿態,不無道德感召的色彩。亦有非洲國家決意擺脫對發達國援助的依賴,成立「非洲再生能源計劃」(Africa Renewable Energy Initiative)以吸引基建投資。

最近「石油出口國組織」(OPEC)在8年來首次達成減產協議,重新令油價上漲近9%,這有多大程度會影響再生能源的發展優勢?擴建核電會否再掀民間爭議?新興的「碳封存」技術又會否是暫緩暖化的答案?在馬拉喀什大會以外,這些關乎低碳技術發展的議題,將是另一個評斷全球減排實效的重要方向。

〈左右紅藍綠〉馬拉喀什氣候大會的暗湧與成果


馬拉喀什氣候大會的暗湧與成果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2次締約方大會,剛剛在摩洛哥城市馬拉喀什結束。去年,全球近200個國家一致通過具法律約束力的《巴黎協議》,促成各國不論貧富,都需要自行制訂減排目標,落實限制全球升温「在2100年不超於攝氏2度」的目標。
而今年的氣候大會,是建立在《巴黎協議》之前的「行動大會」,各國代表集中商討具體的技術細節,包括減標計劃與融資安排等等,去建立「限升溫攝氏2度」的目標建立路線圖。所以對比上年的全球關注,今年的會議就較少人留意了。
但今次的馬拉喀什大會其實對整個氣候應對進程相當重要,因為落實往往比承諾困難,這次大會是初步考驗各國的承擔與政治意志。今年最大的考驗之一,必定是剛剛結束的美國大選。 候任總統特朗普在過去一直無視氣候變化的科學證據,甚至認為這是騙局甚至是中國的陰謀,他在選前更宣稱會退出《巴黎協議》下的法定承擔。這都令國際社會擔憂他會推翻得來不易的成果,而且美國作為碳排大國一旦退出,可能會減低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國家的減排誘因。
不過,由於再生能源技術越趨成熟,在美國國內市場已經相當有競爭優勢,很多企業都支持延續低碳轉型的發展路線,能夠為美國以至全世界帶來更多的經濟機遇,美國不少州份和城市更有落實自己的低碳藍圖。這些都不是特朗普一個人能夠扭轉的發展大勢,退出氣候協議長遠對美國經濟是弊多於利的。
同時,《巴黎協議》本身著重靈活性,容許各國自行制訂適合國家發展情況的政策,所以特朗普勝選,無損中國等大國既有的減排行動,而事實上這些國家都有自己的經濟誘因去繼續落實減排目標。中國其中一個重要的減排政策,是明年將會落實的全國碳交易市場,外界估計屆時碳排交易量的規模會比已運作超過十年的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更加大。
目前,在193個《巴黎協議》簽署國裡,已有111個國家正式確認為締約國,共佔全球碳排量77%。今年的大會上,更有不少國家主動承諾會在2020年前落實更進取的行動,甚至在發展中國家之間都有不少合作項目。而全球城市則被視為是低碳轉型的先行示範,香港又能夠參考多少外國城市的經驗,共同扮演減排創新的角色呢?

 

 

〈EJ GLOBAL plus 信觀點〉英國脫歐 大學教育不脫常軌 專訪倫大亞非學院總監阿莫絲


2016-09-24 EJ Global(原文

陳偉信、周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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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英國公投脫歐塵埃落定,但英國高等教育仍秉持向全世界開放,吸納不同族群入讀。(彭博資料圖片)

負笈英倫從來是不少香港莘莘學子及其家長的夢想,特別是昔日香港教育制度沿襲英制,與英國本土的高等教育不論在語言及課程上都能無縫銜接。因此,當英國早前脫歐,筆者收到的問題往往是脫歐後對於英國高等教育的影響,以及給予亞洲學生的學額及費用會否改變。

筆者不是英國任何一所大學管理層,自難得知未來數年學費有否調整,以及英國高等教育未來的前景如何。恰巧本星期英國著名學府之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總監阿莫絲女男爵(Valerie Ann Amos, Baroness Amos)來到香港訪問,筆者有幸可以訪問阿莫絲女男爵,從而了解英國教育與英國政府及外交政策的關係,以及她個人對於英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看法。

儘管不少教育論者認為政治應該遠離校園,但現實是高等院校有不少的研究經費來源,與政府或如歐盟等區域組織關係密不可分,故本地政策及國際格局變化一直是高等教育的挑戰。

亞非學院成立的「初衷」曾是服務英帝國的外交政策及帝國管治,透過把針對亞洲及非洲社會、語言及文化研究,以及如法律及政治學的管治專業知識結合,為英帝國培育一代又一代管理帝國殖民地的人才,鞏固英帝國在這些區域的利益。

思想多元 成功基石

這些帝國歷史也許早已被遺忘,但近年又再成為英國高等院校所面對的重要議題。牛津大學年初響應南非開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Cape Town)學生發起「羅德斯必須倒」(Rhodes Must Fall)運動,批判殖民時代商人羅德斯(Cecil John Rhodes),並希望拉倒奧里爾書院(Oriel College)羅德斯樓的羅德斯石像。這股「反殖」的風氣更由拉倒羅德斯像伸延到拉倒維多利亞像,但最終不同學院均認為捐款壓力以及學生也要尊重國家歷史為由保留上述雕像。

作為首位女性黑人擔任英國高等院校總監,阿莫絲女男爵稱大學校園出現一股反思英帝國歷史的「解殖」(Decolonization)思想。她提到早前與亞非學院學生會會面中,本屆學生會視「解殖亞非學院」(Decolonization of SOAS)為本年度的重點議題之一,而校方也委任了負責教學事務的副總監負責與學生會及不同學系部門溝通,好讓這個重要議題在校園內有充分的討論。

全球關注英教育水平恐下降

阿莫絲女男爵多次強調「多元」(Diversity)是高等教育得以成功的基礎。這裏指的多元不單是族群上多元,例如吸納不同族群及弱勢社群進入校園,而是不同學術研究、區域合作及政治意見可以在校園百花齊放,大家一起討論。

她指出,亞非學院的管治方針是,除非言論涉及針對個人或族群仇恨(Incitement)這類有客觀法律條文所規範的罪行,否則校方都會容許。該校是開放予不同人士發表意見的地方,同時歡迎不同宗教及不同國籍的人士就讀。阿莫絲女男爵的言論,某程度上也與筆者在脫歐後收到一封來自所有英國高等教育學府發予學生的公開信一致,英國高等教育仍是開放予全世界不同人士前來。

事實上,不論是英國的精英階層,還是香港人,均擔心英國脫歐後既會失去來自歐盟的資助以及跨歐洲的合作機會,亦會因學費上升及人員不能自由流動,而失去來自歐洲的精英學生及科研人員,導致英國整體高等教育水平下降;筆者身邊不少朋友也正考慮是否繼續到英國升學或作研究工作,還是轉到美國或其他歐洲國家發展。

阿莫絲女男爵認為,脫歐無疑會對英國高等教育帶來一定挑戰,但亞非學院不只是一所面向歐洲的學院:該校固然重視與歐洲其他高等院校的研究及合作關係,但同時也是一所面向世界的學院。她表示,她來港目的之一是希望帶出一個重要訊息,就是亞非學院仍然是一個多元及包容的高等院校︰脫歐公投僅是一次性的政治表態,亞非學院並沒有因此關上對多元聲音及多元族群校園的大門。當然,她亦指出來自歐盟的研究資金及合作機會亦相當重要,畢竟以往亞非學院有四分一的研究資金及合作與歐洲有關。

阿莫絲女男爵稱政府正處理相關問題,也承諾盡力保障英國大學的研究資金及機會不受影響,但她同時強調英國高等教育除了要維持與歐洲學府的合作外,也要積極建立與世界不同洲份的學術網絡,才可令英國高等教育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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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總監阿莫絲女男爵(右),接受陳偉信(左)訪問。)

單看排名難斷學校優劣

去年德勤(Deloitte)發表一份針對英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顧問報告,指出英國高等教育面對的問題除了是研究資金以外,還有如何回應全球不同院校的競爭。對香港而言,這等同於如何提升排名以求吸引其他國家的尖子前來就讀,但阿莫絲女男爵認為要面對全球競爭的同時,高等院校不可能只以排名榜高低論英雄。

她指出,高等教育有不少範疇,如知識水平或創新能力,均不是可以用客觀指標量度,但會長遠影響高等教育質素的因素;而不同學院有各自的發展優勢及發展方向,故其他院校的合作方式也不可一概而論。

以亞非學院為例,她指出作為研究型大學,該校採用研究主導的教學方針(research-led teaching),深信兩者的關係是互補而非割裂。因此,她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論是家長及學生要對院校有一個較綜合的評估,例如了解校園文化、教育質素、研究水平等,而非單純查看院校排名決定學校是否適合自己,或評定它是否一所好院校。

英國一直有「研究質素評估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全方位審視院校的研究質素;而國會正草擬新法案建立有關的「教學質素框架」(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希望提供類近的評估作參考,而學界往往希望新的框架不會將研究及教學視為兩個板塊,讓研究型大學維持以研究主導學問的管理方針。事實上,高等教育院校成立的初衷是在於知識生產及傳授工作,假如強調高等教育單以排名主導,而院校也因為要回應排名及全球市場而忘記上述初衷,對高等教育發展而言絕非好事。

陳偉信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

周澄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EJ GLOBAL plus 環地視野〉南海沒有更太平 國際仲裁變島礁通識課


2016-07-16 信報 EJ Global(原文

陳偉信(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周澄(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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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海牙常設仲裁法院(PCA)周二就中菲南海爭議公布裁決,外界視菲律賓一面倒地贏得這場仲裁。根據近500頁的判決書,菲律賓提出的15項主張,大部分都被常設仲裁法院確認,裁決內容重點包括中國主張的「九段線」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下稱《公約》)下沒有法理依據,所謂「歷史性權利」的概念,亦超出目前《公約》框架涵蓋的管轄範圍。

PCA的判決可說是意料之內,但其用字措辭的強硬程度卻鮮見於國際先例。海外及本地媒體已有不少分析針對中菲今後如何回應仲裁及其利弊,而我們希望探討的是仲裁本身對於《公約》發展與全球海洋治理的長遠意義。

歷史權益只適用於領海

首先,這次裁決重申PCA對《公約》中的「歷史權益」及「談判機制」的理解。判決書表明,即使《公約》框架承認歷史擁有權作為國家針對海洋的權益,但該項權益僅限於領海層面。根據PCA的解讀,中方一方面沒有定義清楚「九段線」內是中國領海還是線內島嶼是中國固有領土,另一方面中方卻表明其權益受到《公約》保障,也表示在「九段線」其他國家的船隻享有航行及飛越自由(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而且中國亦無法證明在歷史上擁有排他的控制權,因此認為「九段線」劃出的是專屬經濟海域而非領海。由於專屬經濟區是《公約》的產物,因此裁決中方不能以凌駕《公約》的方式劃出中國的專屬經濟區及獲得相關經濟權益。歷史權益無從說起,自然難成豁免理由。

這個裁決雖釐清有關「歷史權利」在海域爭端的地位,有助《公約》未來處理相關爭端,卻同時突顯《公約》應用於亞洲國家語境時的潛在弱點。

國際海洋法是歐洲產物

今天的國際海洋法是歐洲十七世紀的產物,例如有關自由航行的權利是由荷蘭哲學家格勞秀斯(Hugo Grotius)提出,再透過歐洲多場海上衝突慢慢確立而成;領海的概念也是由岸邊炮台射程(Cannon Distance)約3海里,發展到今天《公約》訂明的12海里。這些都是沒有在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成形植根的法理概念,再加上東南亞國家歷經殖民、轉讓與解殖等涉及重畫國界的複雜發展,亞洲諸國在「歷史權利」上的糾結與地緣政治問題,都是《公約》未有能力處理的面向。

這樣的情況同樣發生在處理談判機制上。PCA自視對案件有仲裁權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它認為中國與東盟談判無實質成果,與菲律賓的談判更是破裂,因此按照《公約》菲方有權在所有正式途徑用盡後啟動強制仲裁程序。但何謂有結果的談判及具法律效力的文件?而中國與東盟正談判將《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化為「南海各方行為守則」,又是否屬於《公約》下可接受的談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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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獨立經濟條件便是礁

重點是,中國加入《公約》時已同意受制於有關強制仲裁程序的條款,而只要PCA確定自己對爭端本質有仲裁權,且爭端雙方都有足夠法律理據的話,啟動這程序是可以由爭端一方提出,不需要雙方同意。根據過往例子顯示,如果爭端方缺席仲裁,PCA亦會設法尋求缺席方陳述書面意見與法理立場,不全是PCA「自行演繹」。中方杯葛聆訊致今日局面,算是自食其果。

此外,判決書亦根據《公約》下海面不同突出物的定義,審理南沙10個主要爭議島礁的分類,結果是整個南沙群島包括現時台灣所控制,面積最大的太平島,均不符合《公約》下「島嶼」的定義,而是屬於岩礁(有12海里領海權,但沒有專屬經濟區延伸)或低潮高地(不能產生領海及專屬經濟區的權利)。南沙群「島」從此名不副實,中菲亦因此沒有重疊的專屬經濟區;如此,中方在黃岩島及永暑礁等的捕魚及人工島建設活動,被裁定為侵害菲方專屬經濟區利益。

從判決書字裏行間可看到,PCA這次認為南沙群島只是岩礁或低潮高地的原因,是認為太平島等島礁在歷史上沒有非軍事社群在此長期居住或從事獨立經濟生活,並在透過反覆審議來自菲律賓、台灣等的專家研究與學術證據,認為即使太平島有一定資源可供使用,但卻不足以支持長期居住或從事獨立經濟活動。PCA特別強調,單純依賴外來資源及透過採掘該地形或附近水域與海床資源作經濟交易,並不符合獨立經濟生活的原則。而獨立經濟生活的其中一個條件,是有當地人口參與,並支持其「以此地為家」的經濟活動。

這案例最終會否成為國際法原則仍有待觀察,但裁決內文的援引與詮釋,對《公約》及其他與海洋法律秩序有關的國際或區域協定發展有重大意義。特別是亞洲地區其他海洋爭議不少涉及這些島礁的屬性,一旦案例最終成為原則,相關的海洋劃界也要重新改寫。新的東亞海洋政治最終是將各國拉向合作還是戰爭?這超出仲裁庭考慮範圍,卻是各國元首今後要回應的問題。

〈左右紅藍綠〉南海仲裁案對解決爭端的意義


南海仲裁案對解決爭端的意義

荷蘭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就「南海仲裁案」經過兩年的審議之後,正式公佈裁決結果,菲律賓勝訴。仲裁庭裁定,中國主張的「九段線」沒有法律根據,而且在部份屬於菲律賓專屬經濟海域的活動,是侵犯了菲律賓的權利,包括干擾菲律賓在相關海域的經濟活動、建造人工島、沒有阻止中國漁民在那裡的作業等。
中國外交部已表明不接受裁決,那麼裁決到底有甚麼實質意義呢?首先要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談起。公約簽訂於1982年,目前有160多個締約國成員,中國是在1994年加入。它跟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一樣都是框架公約,全面建立全球海洋的法律秩序,包括經濟活動、航道、生態資源管理,對同類國際協議具有指導性的作用。公約本身是不處理陸地領土主權劃界、以至歷史水域這些問題,今次的仲裁案,主要是針對公約部份條文的解釋與適用性。
根據公約的定義,海上的島礁分為三類,分別是島、礁及低潮高地,三者中,島及礁有12海里領海,但只有島才有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有權限制其他國家在該處進行經濟活動,今次仲裁其中一個目的,是釐清十個爭議島礁的定義。裁決意味著,中國實際佔領的其中三個島礁只是低潮高地,在法理上不再擁有12海里領海權。裁決亦意味中國的「九段線」和所謂歷史性權利在國際上不再有正當性。仲裁庭亦提到,自仲裁啟動之後,中國在爭議海域的種種活動,都加劇了爭端,又破壞了爭議島礁自然狀態的證據,違反了締約國履行爭端解決程序的義務。
較少人留意到的是,其實南海爭端與環保有密切關係。今次仲裁庭指出中方大規模填海造島等活動,嚴重破壞了海洋環境生態,而且確認中國漁民在南海利用破壞性方法大量捕撈受保護物種,而中國官方在知情的情況下不作任何執法行動,都是違反了公約訂明締約國須保護海洋生態的相關義務。
今次的裁決,有助釐清爭端的重點與法理,並且凝聚國際壓力,長遠促使中國與亞洲國家之間尋求一定的共識與妥協。裁決亦對國際法的整體發展與執行,有著重要的意義。

 

〈立場新聞〉Justice for Berta Cáceres:洪都拉斯亂局近因


原文刊於〈立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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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初,享譽國際的洪都拉斯原住民環保鬥士 Berta Cáceres 被槍殺,全球原住民社群與環保組織同哀。由於她生前曾積極領導反水壩運動,曾成功迫使全球最大的水壩承建商之一「中國水電」(SinoHydro) 撤出當地投資,而她被殺前亦持續受到來自官方與企業的威脅,矛頭因而直指中資利益。多個國際組織於昨天(6月15日)發起全球聲援日,為 Berta Cáceres 之死爭取公義。但洪都拉斯亂局何來?

洪都拉斯是中美洲小國,以罪惡與貧窮為外界所知,是故乏人關注。洪國上回登上國際新聞頭版,要數 2014 年的世界銀行貸款醜聞。事緣外媒揭露直屬世界銀行的融資機構「國際金融公司」(IFC) 在洪國北部的油棕企業貸款計劃,涉直接激發當地發生連串流血衝突。據報醜聞引爆前數年間,當地已有近一百名平民死於油棕業圈地衝突,人權組織指當地警方、軍隊與企業聯手鎮壓當地抗議;當中涉及針對農民領袖和記者的法外處決與綁架等個案,甚至有說該地一帶曾陷入無政府狀態。當地組織與世銀轄下的獨立監管機構「合規顧問/巡查官辦公室」(CAO) 先後揭發世銀早在醜聞發生兩年前已得悉當地涉土地衝突,但 IFC 繼續向當地金融機構批出達七千萬美元的投資貸款,助燃社會矛盾。而且,該當地金融機構當時亦涉販毒醜聞,操守成疑,外界遂質疑 IFC 依賴市場中介的貸款方式失當。輿論壓力最終逼使世銀叫停貸款,並進行內部調查,審視有關計劃的社會環境影響。

世界銀行以外的另一個眾矢之的,則是美國的軍事介入。2009 年,時任的民選左傾總統塞拉亞 (Manuel Zelaya) 被推翻,外界直指政變由美國支持、甚至協助策劃。塞拉亞下台半年後,洪國進行大選重組政府,該場選舉不被大部份國際社會承認。政變後,洪國社會問題不斷惡化,新政府亦因打壓異議者,不得民心。 2013 年 11 月,美國支持的「國民黨」(PNH)  再次贏得大選,成功重獲執政權,就引來數千人上街示威,抗議選舉舞弊與暴力。

而前述的土地衝突,其實恰恰與這個不穩政局有莫大關係:外媒報導曾經指出,當地油棕業有關的土地問題源自近20年前由世銀推行的現代化計劃;09 年政變前夕,時任總統塞拉亞其實正嘗試調查與介入土地爭端。塞拉亞下台後,土地矛盾未見改善,更日益升溫。報導甚至披露在衝突中暴力鎮壓平民的軍隊與武裝勢力,其實都由美國資助培訓。Berta Cáceres 生前就曾直斥時任國務卿希拉里默許政變、損害洪國代議政制的正當性,促成亂局至今。

Berta Cáceres 之死所凸顯的,不單是原住民頑抗外資、保護家園的無情代價,也縮影著窮國在大國區域戰略與跨國政商利益的宰制之下,民間無從自主求變的悲劇。

〈端傳媒〉記者手記:在上世紀的「東方之珠」,探尋現代民主癥結


特約撰稿人周澄重返馬尼拉,在大選中親身感受菲律賓現代民主的弔詭。霓虹未及之處,希望與夢想難以容身。

原文刊於端傳媒
2016-05-25 特約撰稿人 周澄 發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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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馬尼拉灣貧民區,小孩在受污染的水中玩耍。攝:Dondi Tawatao/Getty

 

記憶中的馬尼拉,是一個充滿兩極視覺衝擊的城市。你可以在海濱餐廳乘著黃昏的涼風,一邊呷著雞尾酒,一邊遙望馬尼拉灣上的落日,而不自覺港灣的盡處是依水而搭的木屋貧民窟,赤腳小孩在垃圾堆中討活,見者心酸。光潔亮麗的大型連鎖商場,與空置地盤上的臨時木屋區,僅僅一街之隔。在這些衛生與防火條件欠佳的木屋區裡,住滿不少從偏遠窮鄉來到大城市找尋機會的貧民家庭。也許叫作「貧民窟」稍欠政治正確,在馬尼拉生活的當地朋友,一貫稱呼他們作「非正式棲居者」(informal settlers)。

六年前,剛自大學畢業的我獲台灣「浩然基金會」的國際工作伙伴計劃取錄,到馬尼拉一家倡議組織實習。五年別後重返馬尼拉奎松市,我直覺這個曾經旅居半年的城市,面貌改變不少──更多商廈與中價餐館已然落成,木屋區的直觀數量減少,貌似是拜經濟增長所賜。

但我知道這僅是「眼不見為乾淨」而已。朋友說,政府不是沒有落實過公營的徙置房屋以應付馬尼拉龐大的外來人口壓力,但由於城市規劃不完善,這些市郊徙置區缺少工作機會,很多人最後還是選擇遷回城市拼機會。霓虹未及之處,希望與夢想難以容身,見證無數人為生活不住掙扎、甚或游盪於犯罪邊緣。對他們來說,大選能有怎樣的意義?

「菲版杜林普」論述的盲點

菲律賓法治不彰,選舉舞弊不止,是部份人口中的文化決定論使然、「西方民主並不普世適用」的明證嗎?我對「威權主義回歸」的詮釋,及其隱約暗示的文化優越感,感到莫名納悶。又也許是作為外人對他者的自覺,或是自身的理想主義傾向,我總相信革命的意義會自記憶與流傳中改變與重生,頑石拒絕逐流,塵埃未必落定。是故這次大選讓我琢磨不已的,是杜特地支持度稱冠的緣由。

正如我在《我看到「菲版杜林普」以外的真實》一文中提到的那樣,老相識T對杜特地的態度讓我吃驚,這不由得讓人猛然醒覺,自忖對菲律賓社會有親身接觸如我,也一樣不能對即時新聞的炒作邏輯免疫;杜特地的狂言經大字標題處理後,一時之間讓我沒有細察箇中風馬牛不相及的文化脈絡差異。正因杜林普的狂傲形象深入民心,「菲版」比喻令人錯覺杜特地的支持者,都是教育程度低下的市井怒漢。T的南部身份,也令我陡然明白杜特地作為南部模範市長、挑戰中央集權與政治精英,對草根大眾的象徵意義。

但英雄化情緒反映的,可能只是大眾對制度的失信、公民社會的領導失效,正如求變修辭背後可能只是史實的扭曲、大眾情緒的民粹操弄。「鐵血強人」杜特地與「因父之名」的小馬可斯雙雙成為選民寵兒,也許正正反映這種民主悖論的一體兩面,也隱含了菲律賓社會在回首過去與寄望將來之間的進退維谷。

在南中國海與太平洋之間

菲律賓人是我所知最重視聖誕節的民族,由十一月到一月,都聽得到節日聖詩、看得見滿目的節慶裝飾。大抵也是植根大眾的天主教文化模塑了他們樂天知命的性格,我所接觸的許多菲律賓人,面對世代貧困、天災人禍,仍然始終抱持仁愛與希望,教徒叫此作「信德」。

兩年前,我曾在強颱「海燕」風災後到訪重災區之一、中部禮智省(Leyte)沿岸小城奧爾莫克(Ormoc City)參與義工支援工作。有當地人家園被毀,家當甚至維生工具都沒有了,還是堅持要掏出僅有的零錢,請一眾義工喝汽水、吃雞蛋和麵包,以表謝意。然而印象最深的,卻是在颱風再次吹襲前夕,一位當地人微笑淡然道,「夾在南中國海與太平洋間,沒辦法。」

數百年天災所鑄就的民族性格,畢竟比現代立國的歷史更要長久,有些精神,固然難以在罡風下輕易屈折;但此刻回首觀照,我卻覺得這句話,彷彿也語帶雙關,象徵了菲國在地緣政治夾縫下的自處意識,某種對歷史命運的理解──以及寬容

〈端傳媒〉我看到「菲版杜林普」以外的真實


菲律賓民眾對杜特地的期許,是「威權主義抬頭」,還是大眾對改革求變的樸素渴望?

按:此為在大選期間到馬尼拉採訪的專題報導採訪。題目經端傳媒的編輯改動,刊出版亦經刪節,足本版將會另文上載。

專題想跳脫「菲版特朗普」的刻板聳動形象與外媒即時評論的水平,而是呈現菲律賓社會的真實面貌,追問杜特地是否「菲版特朗普」,解釋強人政治背後的政治文化脈絡與歷史語境為何--固然不須亦不應合理化杜特地受爭議的人權紀錄,但要切身處地理解支持者的觀點。我接觸過的受訪者包括經歷過馬可斯戒嚴和獨裁統治與人民革命的一代,還有在公民社會為人權與弱勢原住民奔走的新世代,敘述兩代人如何看待民眾求變的願景、歷史的斷裂與傳承、民主轉型的得失,都對亞洲其他經歷民主化的國家有著觀照作用。)

Philippin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16
菲律賓總統當選人杜特地在投票日當日投票。攝:Jes Aznar/GETTY

選舉日前夕,計程車司機在駛往位於馬尼拉奎松市(Quezon City)的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的路上,向我解釋他為何支持杜特地當國家總統。「坦白說,我並不相信所謂人權。如果你是受害者的家人,你會支持保護罪犯嗎?」車頭後視鏡下方放有一個透明塑膠擺設,掛著一條印有杜特地大名的鮮色手帶,烈日下異常突出。司機一口流利英語,不徐不疾,「你說制度嗎,制度本身腐敗,警察照樣貪污。馬尼拉的罪案實在太多了,無日無之,難以維生!這個國家需要像杜特地這樣的政治鐵人,去改善大眾的生活。」

杜特地因為在競選期間多次發表出格言論,獲外媒冠以「菲版杜林普」之名,民粹狂人形象不脛而走。「杜特地確實口沒遮攔,但拿他跟杜林普相提並論,實在言過其實。大眾對杜特地的尊敬,來自於他對貪腐與罪案的『零容忍』態度,以及清廉與親民的作風。他治下的達沃市,是全國最安全也最進步的城市…」來自菲律賓南部城市卡加延德奧羅(Cagayan de Oro)的青年社區領袖T如是說,「只要程序正當,執法與秩序是良好管治的基礎。你看看馬尼拉,一個城市連基本的交通規則都無法妥善執行,發展與進步從何說起?」

「菲版杜林普」的比喻,常令人錯覺杜特地的支持者,都是教育程度低下的市井怒漢。而T與我相識於幾年前聯合國屬下組織一個交流活動。她出身貧困,曾與胞弟每天徒步兩小時上學,只為省下僅餘零錢買麵包作午餐,自懂事起一直靠獎學金升學直至大學畢業,言談間卻從無怨尤。我一度以為素有正義感的她,斷不會支持一個聲言要把罪犯丟進大海餵魚、或拿強姦受害者開玩笑的候選人,未料她的答案教我語塞。

「大選前夕,各黨各派都會爭相揭黑材料攻擊對手,杜特地的失言因而成為眾矢之的。但事實是,所有總統候選人都是蒙傳統望族庇蔭的權貴精英,唯有杜特地是例外。」 T續說:「現實是我們早已無奈接受貪腐是政治體制的一部份,沒有人能進入體制而始終清白。我只想投給一位不會開空頭支票、能做實事的候選人。」T的選擇出於「務實主義」,但她不忘補上一個註腳:「他是菲律賓歷來第二位來自南部的總統候選人」。

杜特地的政治資本,無法抽離南部棉蘭老島的特殊語境:回教武裝組織主導的分離主義力量在南部經年為患,亂局源於殖民歷史、資源分配不均與文化差異交纏的世代矛盾。杜特地治下,達沃市卻一洗南部赤貧、毒犯肆虐與武裝衝突不止的污名,成為旅遊勝地,更躍升至亞洲宜居城市之列,把馬尼拉比下去。杜特地任內對穆斯林社群與原住民友善,積極與當地毛派武裝談判,同時主張菲律賓行聯邦制度,以打破中央與地方貧富不均的困局——這些都與杜林普的右翼排外色彩相去甚遠。

「南部」身份,使杜特地的總統選戰,成為突破北部中央霸權、挑戰地域與階級宰制的象徵。別忘記舉世知名的菲律賓拳王帕奎奧(Manny Pacquiao)在全國上下得到英雄式擁戴,正正與他出身寒微、「南部小子走向世界」的神話有關。

於是我想,從T身上,能夠窺見多少 「菲版杜林普」以外的社會真實?菲律賓民眾對杜特地執政的期許,反映的真是部份評論憂心忡忡的「威權主義抬頭」嗎?還是無數像T一樣堅韌刻苦的大眾,對改革求變的樸素渴望?

Philippin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16
市民走過掛滿選舉海報的大街。攝:Dondi Tawatao/GETTY

杜特地人權爭議揭示免罪文化根源

杜特地廣受爭議的人權紀錄,是他政績最大污點,也是促成此人形象兩極的關鍵。外間一直流傳杜特地與臭名昭著的「達沃暗殺隊」(“Davao Death Squads”)有關,國際組織「人權監察」(Human Rights Watch)指有跡象顯示,當地政府官員與警察合謀將毒販、輕微罪犯與街童法外處決,而有關當局卻未曾調查相關個案並檢控行兇者,試圖尋求公義的涉事受害人家屬、提供協助的人權律師與記者則受到威嚇。

「確實不存在證據說明杜特地直接與暗殺活動有關,但法外處決個案數字在他任內逐年增長,期間更從沒有正式調查與執法行動,若非有意縱容,便屬明顯失職。」國際特赦組織菲律賓分會主管奧拉諾(Jose Noel Olano)說,「所謂打擊罪案、潔淨市容,都是濫殺平民的幌子」。

分會項目統籌帕帕(Wilnor Papa)則表示,「坦白說,我自己也很驚訝竟然有不少人權組織成員轉向支持杜特地──他們按理不會不知道受害人當中包括手無寸鐵的兒童,甚至被無辜錯殺的平民。」

奧拉諾則擔心杜特地的做法會有蔓延效應,「杜特地當選最令我擔憂的,是這種『除草』式暴力打黑模式,會被其他市長仿傚,蔓延至更多地區。他也許知所分寸,但未必能控制陣營之內的地方派系。」

暗殺隊得以逍遙法外、枉死生命不被記取,如此黑暗現象,其來有自。「法外處決現象淵源甚久,以馬可斯執政與戒嚴時期肆虐最廣。在偏遠鄉間省份,地方豪強聘用僱傭兵的情況非常普遍,這些僱傭兵當中有不少是地下游擊隊、毛派武裝組織的殘餘勢力。」而回顧二戰後的菲律賓歷史,在歷任總統手上均終告失敗的土地改革,以及失效的中央集權制度,是極端左翼思想在農村如不滅星火的緣由。

馬可斯在美國的默許與庇蔭下,於1965年就職總統,執政之初,本來有意藉鞏固中央集權行強政勵治,實施土地改革、建立民族資本,推動工業轉型。但他最終擺平不了土豪家族的抵制,改革也影響到美國資本的利益,無功而返,最後走上虧空國庫、濫權暴政的不歸路。帕帕表示,「1986年的人民革命,曾經象徵許多人對改革的期許與願景。民主選舉恢復後,阿基諾夫人獲推舉上台,但窮鄉大眾苦候多年的承諾,一再落空。經濟未見好轉,法外處決繼續時有聽聞,沒有人承擔過任何責任。」

革命此去三十年。「大眾感受到的,是年復年的挫敗與絕望。」帕帕的聲線帶著同情。「這解釋了杜特地的支持度,也許解釋了何以民間有所謂懷緬馬可斯執政之聲。」我想起那位計程車司機對人權不置可否的態度:在一個歷經兩度殖民、二戰侵略、冷戰剿共與獨裁統治的國度,平凡生命能有何價?當赤貧與苦難成為日常,權利與尊嚴,頓成抽象空想。司法不彰、免罪文化的延續,都加深了「寧枉勿縱」的暴力循環。

奧拉諾指出,菲律賓沒有完善的證人保護計劃,很多掌握真相的人,結果終日活在惶恐之中,不願挺身作證。「在這裡,很多證人寧相信教會,也不願接觸司法部門。」事實上,從反對馬可斯統治的先行者隊伍,到在南部紀錄暗殺死難者數字的志願者裡,都有教會人士的身影。

人民革命的失落與傳承

1986年2月,成千上萬的群眾擠滿馬尼拉的桑托斯大道,抗議馬可斯貪腐與選舉舞弊;群眾紛紛以黃絲帶紀念在三年前遭暗殺的反對派領袖阿基諾,市中心街頭儼如一片黃海。那年,Jay Mercado年僅18歲,與家人一同投身這場天翻地覆的抗議浪潮。

當時Mercado身邊不乏戒嚴受害者的家屬,但他的雙親本來並不是堅定的反對派支持者。「事實上,我的父親可以說是馬可斯執政時代的得益者,戒嚴時期一直晉升至一家美資企業的高級管理層,我們說得上是中產家庭。」但轉捩點是阿基諾在結束流亡生涯回國之際,迅即在機場被無情槍殺。「那無異於當頭棒喝。阿基諾之死,令我們明白馬可斯在嘲弄、踐踏我們的民主制度。」

加上民間異議媒體如雨後春荀湧現,大眾開始接觸到獨裁時代不被書寫的真相,「從選舉舞弊,到馬可斯本人杜撰的二戰英勇『事蹟』,馬可斯家族與朋黨搜刮掠奪公共資產、拖垮國家經濟等等,都令人忍無可忍。阿基諾夫人以遺孀身份競逐選舉挑戰馬可斯,令我對變天充滿希望」。2月25日凌晨,馬可斯一家在美國的庇護下,連夜登上美國空軍飛機倉促逃亡,Mercado一家隨遊行隊伍,由桑托斯大道走到總統官邸「馬拉坎南宮」,慶祝人民的勝利。

已屆中年的Mercado如今任職大型物流公司管理層,同時兼職在大學講課,見證菲律賓推翻獨裁、民主轉型、重振經濟的艱辛長路。「我非常肯定菲律賓在人民革命後可見的進步。雖說貪污依舊持續,但媒體可以自由報導貪腐醜聞,而多有名氣的政客一樣要接受法律制裁,這些都是獨裁治下難以想像的面貌。」同樣地,「新世代是無法想像戒嚴時期的生活如何辛酸;你的父母可以純粹因為與上級意見相佐就失去工作,你的孩子可能在街上遭軍警隨意恫嚇滋擾,甚至拘留虐打。」

馬可斯時代終結,沒想到今年他的兒子小馬可斯以大熱姿態競逐副總統,令見證過戒嚴暴政的Mercado深感不安。

我曾經問奧拉諾會否覺得憲法限制總統不得連任的規定,是其中一個先天窒礙政策持續性、刺激大眾投向「政治明星」的近因。「可能大眾覺得反正總統任期只有六年,不妨一試。但六年還是很長的時間啊。」這個規定亦是人民革命的產物,「馬可斯操縱選舉,令自己得以在位二十年。阿基諾夫人執政時修改憲法,本意正是為了防止總統戀棧權位、避免歷史重演。」奧拉諾這樣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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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律賓大學蒂利曼分校(UP Diliman)校園內,一佈告版被貼上「向戒嚴法重臨說不」("Never Again to Martial Law")。蒂利曼分校位於馬尼拉奎松市,是馬可斯執政期間的反對派重要陣地;校園周邊一帶至今仍是不少人權組織的辦公室所在,而奎松市的投票率冠絕全國。(攝:周澄)

大選前一周,一個反對小馬可斯競選副總統的民間組織「Campaign Against the Return of the Marcoses to Malacañang」(CARMMA)」.,在網上發佈一條關於戒嚴歷史的宣傳短片,迅速成為網絡熱話。短片以幾個獨立對談剪輯而成,受邀青年在一開始分別被問及他們對馬可斯與戒嚴時期的看法。短片裡的青年對戒嚴時期紛紛流露正面觀感,認為馬可斯治下的菲律賓繁榮安定、遵從法紀。然後鏡頭一轉,訪問者向青年表白自己是戒嚴受害人,分別坦述在獄中被強暴、虐待的經驗。畫面上的青年都一臉錯愕,表示這和教科上陳述的歷史徹然不同。短片重現馬可斯治下黑暗,也間接叩問歷史教育的斷裂與傳承。

「作為一個有逾廿年大學講課經驗的教育工作者,年輕一代對史實的無知、對暴政的浪漫化,我自愧責無旁貸。也許,這是我個人性格使然。我希望學生能明辨史實是非,但過去的我卻甚少主動提及過去,學生問起,也是支否以對。現在回想,是大錯特錯。而教育工作者之間也沒有形成一個倡議力量,去增修教科書的相關內容。」Mercado說。

興許這是親歷過戰亂危難的上一輩的共通點:要親述過去,有如直面一代人的未癒傷痕,教人不忍。傳承歷史的重責,不應單由一代承擔。「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親歷革命的一代,當時都誤信任務完成,寄望政府接手承擔。如此,我們忘記了革命的內蘊是人民的充權與發聲,忘記了革命不是一勞永逸的勝利,忘記了獨裁者的下台,不過是長期抗爭的開端。」

473e6f0257e34c7e837ec4bbe037107b菲律賓政壇輪迴。圖:端傳媒設計組

獨裁者的幽靈,戒嚴黑暗的見證

「直至今天,馬可斯當年搜刮得來的私財,仍有大部份不知去向;暗殺阿基諾的元兇、戒嚴時肅清異己的真相,亦彷彿成為歷史謎團,無從知曉。再加上小馬可斯陣營的輿論機器極力粉飾獨裁史實、蒙昧大眾,『馬可斯』的惡名在三十年後得以漂白洗刷成功。」Mercado審視革命遺產,認為人民革命最大的致命傷,是阿基諾夫人未能成功團結全國上下,令民主制度植根基層管治。「但我也明白團結國家是多麼困難的任務。當年阿基諾夫人也許贏得過半數,但你可以想像剩下的一半則是馬可斯的朋黨利益板塊。馬可斯家族從未道歉反省,也沒有歸還國家的財產,(這種情況下)和解與團結,又該從何說起。」

今年33歲的馬丁(化名),則是革命後長大的一代;其已故父母在戒嚴時期皆是工會活躍份子,因而被政府視作勾結共產主義武裝組織,一度被迫各自潛逃保命。隨後馬丁父母的活動轉向地下,直至阿基諾被殺才重返抗爭前線。阿基諾夫人上台後,二人亦因此獲委任公職,直到早年身故。跟Mercado一樣,他認為現行的制度未能有效約束地方政治,令「民主」徒具空殼。

「與其打擊罪案,何不建設更好的學校,將教育成為社會投資?人民革命最大的失敗,在於沒有建立公民教育,以為馬可斯下台就功成身退。」

馬丁

已故的民族主義理論大師、東南亞研究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直接以「酋長民主」(“Cacique Democracy”)來形容人民革命無力破局的失敗、西班牙殖民治下「地主起義」的回歸。

酋長民主  (“Cacique Democracy”)

酋長民主指菲律賓政治體系統存在的「地方領袖實力強勁,權力幾近軍閥」的現象。西班牙曾殖民菲律賓三百年之久,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取而代之後,引入一系列政治、經濟及行政改革,推動菲律賓步入現代化。但傳統菲律賓精英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和資源,進而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在政治運行中更易達到自己的目標。包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內的部分學者,將這一現象稱為「酋長民主」。

阿基諾夫人卸任後,幾位繼任人都像各大政治家族世襲欽點的「音樂椅」遊戲,難怪有人覺得所謂革命不過是敵對家族派系的角力,更以菲律賓的例子佐證「民主並非四海皆準」。「今天大力渲染所謂懷緬馬可斯『黃金時代』的一群,大抵就是馬可斯朋黨的下一代吧。」馬丁說。

而菲律賓人深知今天的制度亂象,是美國殖民時期收編地方豪強埋下的遠因(正副總統分開投票,也許正是為了平衡不同家族之利益);正如他們知道馬可斯的大起大跌、最後免於牢獄之災,也是仗賴華府之令。但南海局勢與南部衝突的內憂外患,都令菲律賓不得不依賴美國的軍事援助。菲律賓人對美國的愛恨交纏,是本次大選的一個重要副旋律:本來的總統大熱候選人格蕾絲·傅(Grace Poe)的美國國籍風波,令外界質疑其政治忠誠,變相令主張和談解決爭端與加強國防自主、親美色彩最弱的杜特地,成為民眾首選。

縱觀菲律賓百年歷史,杜特地所凝聚的「改變」期許,彷彿側映著某種更深沉的象徵意義,在清醒求存與犬儒無信之間的幽微處,夾雜了菲律賓人在歷史遺痕與地緣夾縫中追尋己身的自處意識。也許,為杜特地投下一票的人,真的不只在附和反貪打黑的民粹綱領。

「所以我覺得,杜特地與小馬可斯能夠同時得到中年選民的廣泛支持,本身就充滿弔詭況味。」人民革命的教訓讓馬丁深信,「民主制度的改革必須持續而漸進。任何突發式的權力更替,都只不過是容許家族豪強去整合權力版圖,無法跳脫歷史軌跡的盤根錯節,也無法奠定有效的國家領導。」這讓我想起北島詩作〈新年〉中的一句:「失敗之書博大精深」。

挑戰鄉紳金權政治的新世代

如往屆大選一樣,本次菲律賓大選仍難逃賄選陰雲。其中最普遍的,是「買票」現象。帕帕提及,所謂「買票」,通常是指以銀彈福利換取選民放棄投票,「因為他們知道你一旦進入了票站,就無法確保你投給誰,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利誘勸阻你不去投票!」

在南部部份有選舉暴力紀錄的地區,投票甚至可以是致命的。於2009年底、上屆大選前夕因發生屠殺一地方候選人團隊與隨行記者而震驚國際的瑪京達瑙省(Maguindanao),在本屆大選前夕再發生連環學校爆炸案。奧拉諾相信,這是地方勢力在選前恐嚇選民的手段之一。

早前,「菲律賓調查報導中心」(Philippin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報告就分析了自2004年起全國17個投票率最低的省份,發現絕大部份都是全國最貧窮的地區,並主要集中在呂宋島的北部與中部一帶。

同時,中心的最新分析指出政治家族對地方選情有決定性影響:在1992年到2013年八次選舉(包括中期選舉)期間,有68個家族在全國六大投票率最高的省份持續贏得合共兩成地方議席,意味這些地區能對個別全國選舉候選人的選情發揮關鍵影響。而在這68個家族當中,阿基諾三世所屬的執政黨與反對派,各取得14個家族的署名支持,平分秋色。這讓菲律賓政治,落得了「土豪政治」的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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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TE」法律事務項目主任Kenjie Aman(左二)、研究項目主任Ryan Jay Roset(右一)及馬尼拉秘書處義工,於人權委員會借出的臨時辦公室外留影。(攝:周澄)

土豪政治雖然難以打破,但選舉監察志願組織「Legal Network for Truthful Elections」(LENTE)決心透過選民教育,阻遏選舉舞弊的「免罪文化」,令選民意識到有能力爭取問責,重建對制度的信心。組織於2007年創立,不受任何政治組織資助,並由律師與法律學生組成與管理,專責在大大小小的選舉期間宣傳選民教育、觀察選舉與點票過程,並在懷疑涉及選舉舞弊的選區協助選民作出書面申訴。

「事實上,過去從沒有人因為『買票』而被定罪。我們考慮到選民不願具名作證,因此選擇協助他們提請匿名投訴。法律上,匿名投訴是沒有法律效力的,但假如有大量投訴針對某個別選區,政府屬下的獨立選舉委員會(Commission on Elections, “Comelec")便有責任展開調查」。LENTE組織的研究項目主任羅塞特(Ryan Jay Roset) 強調,「重點是讓選民認識到那是他的權利,而不是在於申訴程序本身」。

年輕律師阿曼(Kenjie  Aman)相信選舉本身就是公民介入、推動基層充權的絕佳契機。2010年上屆大選前夕,仍然是法律系學生的阿曼加入選舉監察志願組織LENTE,如今是組織的法律事務項目主任。

「本次大選,我們以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基礎,首次引入了人權理念框架,令組織的倡議工作能超越一般選舉法規的程序技術面向。」組織也加入了由數十個人權團體組成的民間聯盟「Bantay Karapatan Sa Halalan」(Philippine Election Rights Campaign),人權委員會是其中之一。「我們是全國第一個走進偏遠山區,在原住民社群推動選民教育的民間組織!」阿曼說著,面露自豪之色。「組織在2007年成立時,主要活動就是集中在投票率低的舞弊『熱點』。」

阿曼解釋,「在部份偏遠鄉郊地區,原住民社區的投票率非常非常低。原因是土豪派系買票操縱選情,很多本已弱勢的原住民害怕步行八小時到票站,最終只是被非法禁錮、騷擾阻嚇。而他們事後也不願作出具名申訴,因為他們缺乏法律支援,亦害怕會為自己與家人招致麻煩。」

革命三十年考驗民主重建碩果

「人民革命之後,一直都有聲音質疑菲律賓人是否真的有足夠能力,去走西方民主的一套。正因如此,『強人政治』有它的市場。尤其是對馬可斯時代一知半解的新世代,會特別容易被新加坡管治模式吸引。這也許有一點道理,但問題是,所謂「善意的獨裁」(benevolent dictatorship)要成功,前提是國民能夠在生活上自主自強、減少對政府的依賴。而他們不明白的是,這正是民主制度有效運作的基石。」Mercado說。

我記得今年二月人民革命三十周年前夕,網上有好多聲音指國家困局無從突破,質疑紀念革命所為何事。菲律賓的八九十後青年也許對獨裁與戒嚴下的生活一無所知,但他們見證過埃斯特拉達下台、入獄,不會不明白群眾力量的成就與可能;可爾後見證埃斯特拉達被阿羅約夫人特赦、再「凱旋回歸」當選馬尼拉市長,在網絡媒體迅速普及下成長的他們也不會不明白群眾力量的限制與虛幻

誠如Mercado所言,輕言社會亳無寸進,是忽視暴政苦況、缺乏歷史認知,也忽視了革命作為公民教育的社會文化意義。但我也記得當年在馬尼拉生活其中一個最揮之不去的觀察,就是在菲律賓媒體與民間泛濫的「民族英雄」情結、在政治與商品包裝都出現的文化濫觴。

自主自強的對立面,就是政治人物的明星化、英雄化。懷念馬可斯集權執政,跟沉醉革命光輝歲月,其實本質相近、殊途同歸──如果菲律賓社會要真正重審戒嚴歷史,也許必須超越馬可斯家族與阿基諾家族的恩怨情仇與正邪對立,追問精英政治是如何煉成,探詢「強人政治」的社會文化根源,以求真與和解為使命。而這次大選,難道不是一個契機?戒嚴受害者的未竟追尋、新世代的教育與傳承,甚至聯邦共治的願景,這些在大選前後湧現的討論,無一不在直面歷史的遺痕、時代的挑戰。

「強人政治」的本質,畢竟就是對集體的無信。而信任制度,必先信任自己有能力授權與推翻代議士,有能力維護制度的公正。

人民革命孰得孰失,菲律賓民主有多正當,答案也許不在別處。歷史不必重覆,革命怎會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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