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花〉因抵抗之名:菲律賓小說 Gun Dealers’ Daughter 與革命者的自省


刊於《字花》68期﹒「獨裁者小說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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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總統杜特地(Rodrigo Duterte)在去年七月正式就任後不久,即開始在首都馬尼拉雷厲風行掃毒,數千人在貧民區陋巷或寮屋簷下不明不白遭殺害,追究無從。這場美名為反毒,實則向弱者抽刃的屠殺,引起舉世震驚,也令世人深思強人政治崛起之危境、人權論述失效的緣由。一種流行的政治詮釋是將之歸結為「威權主義回歸」、「西方民主並不普世適用」,其中隱含文化優越意識,一如殖民者筆下文明深處黑暗蠻荒之域的原型。

如此論調固然不經推敲:菲律賓是一個反殖與革命歷史源遠流長的國家,反抗專權暴政之眾,在史書裡前仆後繼。也正是這段漫長而動盪不已的歷史、對民族身份的探索,有份造就了其多元獨特的革命書寫、異議傳統與當代後殖民文學。其中,菲國當代英語文學書寫既承襲了戰後左翼文學的問題意識,隨後又受益於 1986 年獨裁者馬可斯政權倒台後如雨後春荀的媒體與出版空間,也多少受到同具西班牙殖民背景、宗教文化親緣的拉丁美洲的微妙影響。[1] 同時,其小眾邊緣的書寫特質、當代菲裔知識份子普遍的流徙經驗,令處於夾縫的書寫者對階級與文化表述更形自覺。

這些英語書寫者立足、遊離於所謂「殖民」或「外來」語言的內沿,反而更能體察單一國族論述難以界定安放、所謂「內在」與「固有」文化的異質性,自國族主義載道式的大敘事框架或宿命史觀中跳脫;[2] 透過筆下的敘述者,反身詰問文學書寫的時代意義,省思革命的遺痕與失落、歷史言說之難,刻劃在地聲音的千迴百轉、逆流不逝。強人政治復歸的緣由,跨代歷史的斷裂,當可從中窺見真相一斑。例如於 2010 年問世的小說 Ilustrado,作者 Miguel Syjuco 以虛實交錯、互為辯證的作家師徒的寫作生命的開展與對接,詰問國族書寫的限制,懷想作家超克生存憂懼(angst)與身份的執迷、面向世界的重要性。本文則希望以引介旅美女作家 Gina Apostol 於 2012 年出版、獲美國 PEN Open Book Award 大獎的小說 Gun Dealers’ Daughter 為例,討論當代菲律賓英語小說如何書寫這種內在的他者,探詢革命的(不)可能。

「失敗之書博大精深」[3]

book-gun-dealers-daughter一如魯迅百年前質問「娜拉走後怎樣」,Gun Dealers’ Daughter 以創傷後失憶的女敘述者 Sol 為中心,描繪 70 年代末馬可斯獨裁治下的社會不義、大學校園裡躍動的左翼抗爭思潮。馬可斯自 1965 年起執政廿年間,曾以剿共平亂為由,在美國的支持下於全國實施戒嚴,血腥鎮壓異議者與平民,又與朋黨掏空國庫、加劇貧富矛盾。這也是直至今天法外處決現象依然肆虐菲國的近因。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故事回溯她因愛情與自身階級身份焦慮而投身學生運動,最終卻釀成悲劇、尋死不遂爾後流放歐美的經歷。

情節乍聽看似簡明,然而 Gun Dealers’ Daughter 最令人驚艷著迷之處,在於作者妙用語意的雙關性、意象的對比與聯繫,帶動全書如拼圖般交錯斑駁的敘述形式與層次,令讀者置身 Sol 回憶構築的世界之中時而投入、時而間離,渾然不覺時日之跳接。Sol 在療養院憶述青春的躁動與傾注,文字纖細哀傷而不失冷靜,氣氛令人聯想起美國女作家 Sylvia Plath 的半自傳體小說 The Bell Jar。藉由她刻意雕琢、近乎自虐的喃喃自語,讀者逐少撿拾記憶與殘夢的碎片與懸念,進入她在清醒與瘋癲的臨界無從表述的情感與痛楚,還原悲劇的因與果。

Apostol 利用相似的名字,設計兩組互為鏡像、一體兩面的雙生角色,勾勒命運的錯置與流離。Sol 出身上流社會家庭,父母的媚俗、權貴階級歌舞昇平的畫面卻令她生厭。例如她用了兩節篇幅形容衣香鬢影的總統誕辰音樂會上,管治精英、豪門望族與外交使者們如何各懷秘密,更不忘諷刺總統夫人的壓軸獻唱令人難受得足以鼓動革命(“It was enough to make one turn to revolution”)。沉迷藝術與歷史的 Sol 尤其痛恨鐵血美軍上校 Grier 對菲律賓獨立戰爭歷史的曲解與屑視,對社會現狀的覺識在校園的左翼氛圍中逐漸甦醒;惟其階級原罪令她置於他者之外,一如她曾經自白,「我在我的國家成為陌生人」(“I had grown up a stranger in my country”)。而那是獨裁者權力高峰之時,也是稍有理想的有志青年都會被異議精神吸引的熱血時代。她在左翼讀書組遇上來自農民家庭的學運女將 Soli,同時愛上 Soli 的男友、同樣有西班牙名門血統的富家子 Jed;她緊隨 Jed 對革命的追尋,輾轉捲入一場改寫眾人命運的政治暗殺行動。

記憶的政治

但這場稚嫩的三角戀也許無關愛情,Sol 嫉羨 Soli 所代表的完美革命樣板、她無可企及的高貴理想與政治正確的身份(Soli 說就連其得名也是源自對菲律賓國父黎剎之作品的敬意),在 Jed 身上則找到一樣的小資叛逆情結,那畢竟只是她自憐自戀的情感投射。Sol 那個對遊行抗爭不以為然的書生男同學 Ed 最為清醒,語帶嘲侃說 ‘Sol for Solipsism’,[4] 拆穿這場自戀的青春祭,背後不過是在集體浪擲自身但求個人救贖的存在危機,何必妄言貧苦大眾命運。

的確,當 Soli 組織貧農抗議遇上軍警鎮壓血腥收場時,Sol 只記得貧民區的酷熱與髒污、令人昏眩欲嘔的死亡。命名的糾結,有如將臨起義的期許,無人知曉業已埋下的命數,盛極韶華,如此陷落。悲劇發生後,Sol 痛切意識到自己始終受著這個她亟欲推翻的不義建制之庇護,付出代價的卻正是身邊那些無權無勢、被棄如敝屣的生命。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她走向自滅,全因靈魂無法與此和解。Sol 的失憶,因而有著更現實的象徵意義。

而 Sol 錯認了的不只是自己。她以為殖民者是那個父母唯諾奉迎、視菲國為蠻荒異域的 Grier;殊不知暴政機器的運轉,仰賴的並不是暴力本身,而是那些深切懂得暴力底蘊而選擇漠然相視、予取予攜的人。Sol 那個暱稱為「叔叔」的美裔教父 Gianni 是全書始終如謎一樣的人物:他知書識禮、溫文爾雅,對菲國歷史困境處處同情,也比 Sol 的父母更了解她的心思——他甚至會贈以葛蘭西《獄中札記》作聖誕禮物。

殖民者敘述的異質

Gianni 懂得 Sol 的叛逆,更知悉其暗殺計劃,卻選擇旁觀默許、適時利用。Apostol 特意讓他在第二章不無深意地說,菲律賓殖民悲劇本是源於錯認。他借醉向一室的外來者說,航海日誌記載麥哲倫「發現」菲律賓是出於情感的誤認——麥哲倫誤以為自己重返馬來群島一隅,彼時記憶的神往,令他卸下警覺。而史料證明多次大開殺戒的麥哲倫絕非善人君子;為西班牙擴大遠東版圖,也不是他的目的。那為甚麼麥哲倫偏偏希望以西班牙國王與天主之名,將菲律賓群島征服收編?Gianni 深信那不是因為戰略計算,而是因為他「動了情」。麥哲倫最終死於菲律賓,算得上是求仁得仁的自我完成,但他的誤認卻成為菲國淪為殖民地的悲慘歷史開端。

但 Gianni 歎道,對被征服的人來說,命運既已寫成,深究當初發現者的目的為何、隱沒於殖民血淚的失落歷史可能,又有何現實意義。一個源於誤認而被征服的域地,一段源於侵略而被書寫的歷史,此成寓言。Gianni 代表的是一種清醒而自覺的犬儒,他既拒絕像那一室的外來者般在殖民主庇護下的安逸裡指點論斷他國,也不問道德,全因體認到他者之域不可言說的絕望。他懺懷自身共業,但他這番話似是故意留給 Sol 和讀者的伏筆:諷刺的是,唯獨這個「外來者」最明白革命的應然與不可得,明白這片土地上的抗命者終必成為悲劇的看客,或不幸陪葬的螻蟻。

麥哲倫之死的寓言,對應的是小說的結局。Apostol 故意在末節隱去Sol 的敘述位置,容讓在故事前段並不起眼的舊同學、當年另一位讀書組成員 Sally 在多年後與之重逢並書寫落定塵埃,其實旨在保有慈悲——Sol 的雙生兒畢竟並不是 Soli,她也許不再需要背負他人的悲劇了。Sally 代表的卻是 Sol 一切失落的應許,得以在世安身立命有所成就的可能。Sol 成為記憶的囚徒,她的雙生兒卻承擔了記憶逝者的責任、時代變遷之際在場的見證,以最平凡的姿態,走進真正的歷史。箇中諷刺,既淒涼,也有寬慰。

書寫的意義

那 Sol 的悲劇有著甚麼意義?她的築牆自困,並不虛無——她拒絕遺忘,寧可一生被囚於過去、流放自己於歷史以外,那可能是種執迷,可決不是一種懦弱。Apostol 在全書賦予了 Sol 更重要的敘述意義——Sol 對詞藻的迷戀、對蟲蟻與陰翳微物的共感、對尋常細節如栩如生的描繪,都在指向文字的兩面性:書寫可以療傷,同樣可以巧言令色,令書寫者耽溺於創痛而不自覺;可以剖明直面真相的本質,同樣可以掩埋秘密,自我瞞騙而失語成癡。

人世蒼茫莫測,燈明燈滅,擺盪於一念之間,Sol 被自我流放於意識的異境,卻是正言若反,說出了書寫的無用之用,恰好在於其無所應許的脆弱——若生而無限,意志無法對抗無限迴環的虛無,若書寫必然療癒,大悲大苦就失去了洗鍊靈魂而穿越的價值。Sally 在故事末說:「我們中最優秀的都已死去,只有蟑螂如我們僥倖生存」。但即使是蟑螂也有活著、書寫與言說的權利。正如黎剎的文學作品曾經鼓動革命,影響力遠遠超越他被處決的早逝之齡,文學與政治書寫的力量可以無遠弗屆,不就是因為它承載著無數平凡生命不得以成全、世間衝突與遺憾找到和解之道的可能麼?


[1] 西班牙於16世紀在菲律賓開始了長達三百餘年的殖民統治,「菲律賓」的命名亦源於當時的西班牙王子菲力普。但當時其行政管理並非在西班牙,而是在墨西哥的總督轄地。直至今天,菲國仍是亞洲少有的天主教國家。

[2] 值得注意的是,書寫語言的選擇在菲律賓一直充滿爭議。西班牙在殖民時期並無廣泛推動西班牙語教育與規範,是故西班牙語被視為特權階級精英的語言。以西班牙語寫作的黎剎,作品當時需要依賴翻譯文本接觸國民大眾。後來,美國在菲律賓大力推動英語教學,英語成為主要官方語言,英語寫作的「殖民性」政治爭議不脛而走。但論者指出,在黎剎的時代,菲律賓精英普遍都通曉幾種歐洲語言,今天世人認知的菲律賓當地語言「他加祿語」其時也僅是一種在國內少數人使用的語言。鑑於國內族群與文化的多元,單一而一鎚定音的菲律賓國族語言從不存在。英語寫作從來都是菲律賓國族書寫的一部份。

[3] 編按:借用自北島〈新年〉。

[4] 編按:Solipsism 意指唯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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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紅藍綠〉香港應正視氣候變化風險


香港應正視氣候變化風險

上周六,全美國包括首都華盛頓在內有超過300個城市舉辦「民眾氣候遊行」,抗議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100日以來一再推翻奧巴馬政府任內的重大環保政策。
表面上這場集會似是衝著特朗普而來,但其實「氣候遊行」每年都會在全球各地舉行。不同的是,今年的遊行是緊接一周前在全球超過600個城市舉行的「為科學遊行」,牽頭的是不少科研人員,他們要求各國民眾要關注「基於實證的決策」對維護公眾利益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環保、公共衛生、食物保障等範疇,並反對部份政府與企業為了政治或經濟利益而扭曲、甚至否定科學共識。
與其說這些集會是「反特朗普」,更準確應該是全球學界對現今被名為「後真相年代」的現象的回應。近年,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帶動了反精英的民粹潮流,再加上社交媒體的興起,令不少「反科學」或缺乏實證支持、立場先於判斷的資訊大量泛濫,最明顯的例子,除了否定氣候變化,就是在歐美興起的反疫苗運動。
超過97%的科學研究已經證實了人為經濟活動對全球氣候的影響。而氣候危機已經相當迫切,包括對水源、農業與沿海地區的影響,很多小島國更面對陸沉危機。
但其實,不論是在美國以至全世界,數據都說明清潔能源與低碳轉型其實都帶動了經濟與就業,反而美國煤炭業早在三十年前已經因為市場因素已萎縮。特朗普政府漠視這些實證與趨勢,反世界其道而行,背後掩蓋的是傳統高污染能源業的利益。
事實上,特朗普的班子也不能改變全球減排的方向。很多低碳發展的規劃,現在已不完全由國家中央政府主導,而是由不少州份、城市甚至社區,與商界合作牽頭落實。而中國、印度,甚至是氣候變化最高危的發展中國家,亦非常積極落實減排。
回望香港,其實除了氣候變化對環球經濟的影響以外,作為沿海城市,香港也絕對應該正視氣候風險。不但水位上升,熱浪也會加劇,反常風災會引發水浸與山洪,長遠對社會基建、民眾健康都有風險。 最近,香港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擬定的新《管制計劃協議》中,首次引入「上網電價」的政策,以推動本港再生能源的發展,值得觀望與支持,能否協助香港落實可持續發展,就讓大家拭目以待。

〈明周文化〉【一藝術・一故事】新聞過眼雲煙,唯有文學可以超越時間


視頻及訪問原文發布於明周頻道

撰文: 陳筠而     攝影: 傅而雅

02 May 2017

周澄剛讀完菲律賓作家Gina Apostol的書《Gun Dealer’s Daughter》,她特別喜歡最後部分--主角和舊同學在回憶過去的革命時代和審視現在。而作者故意用上花巧的文字,似是要表達作者想剖開自己的心卻又無法面對過去一些秘密的糾結情狀:「是文字的『無用之用』。語言和文字幫我們了解世界,卻不能拯救我們。但其實文字的力量在於面對真實,即使真實多麼難以面對。」文學、故事,有時比新聞來得更坦誠。它們往往是一種沉澱,讓過眼雲煙的事件得以另一種形式流傳下去。

現實裏的人如何推翻現實

小說設定在菲律賓的七十年代尾至八十年代初,刻劃了那時代的社會不公、政治分歧,也探討了一種後殖民時代的身份問題--是不同階層如何去尋找自己身份和角力的故事。作者筆下的主角出身有錢人家,是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後來接觸到激進的左派,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了,想做一點什麼、甚至以革命來改變社會。然這變成一場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現實之間的角力。「自己在學生時代也活躍於學生運動,回憶着總有共鳴,雖然歷史脈絡不盡然相同,但當中的身份追尋、如何反權威等等根本是全世界都仍在討論。我覺得香港很多人都有這種掙扎--你要推翻現實嗎?但其實你是現實的一部份,是制度下的得益者。」周澄是國際新聞記者,卻更喜歡文學世界的文字力量。

「我很喜歡這種超越性,文學帶出人類的狀況,讓我們用另一對眼來審視好像離我們很遠的歷史、讓我們再次思考自己在歷史裏擔當着什麼角色。我們做新聞的每天好像面對很多事,但半年過去一年過去,你還記得嗎?有什麼留得下來?好的故事和好的人物刻劃,其實更能幫助我們接觸到真實。」最後部分,女主角和舊同學重遇,回憶着那些年的革命,卻發現敢去求變的同伴已然離開社會,要不死去,要不被流放,留得下來的卻都是「曱甴」--普通人總能夠找到一種安身立命的方法。講理想的呢?犧牲了的無人記得,像被歷史抹去一樣。「看的時候感覺悲涼,所謂革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只會釀成悲劇?這是全世界都在面對的問題。」

記憶的斷裂

周澄尤其愛書的結尾,因為那是一個人物如何「看」自己的過去的告白。她一路憶述創傷,但同時無法面對自己的過去,想隱藏一些秘密,有時說出來刻劃得生動,有時卻好像虛構出來,是一種記憶的斷裂,和文字的無用之用。「一些思潮運動總是被歷史遺忘,我們總是急於忘記。」那時候的六四、那時候的雨傘,說是被記錄下來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但又會否,其實它真的只變成一件「歷史事件」⋯⋯?

「這些事是構成我們的文化、身份好重要的一部分。在每個大時代裏,我們每一個人都好像很無力,一個人不知道如何解決,但其實你總會找到一個位置,無論你做什麼都好,一點一滴都在建構社會。所謂歷史、記憶,是要好多人一起去承擔的。歷史是勝利者寫的,但其實也是很多普通人在後面成就出來的。文學以虛構故事將現實昇華,提醒了我們要謙卑,一個人好渺小,但同時可以有好多力量。」一個作者的文字,概括了一個時代的起伏,一個人的一生,讀着是無力和欷㱆,卻總能讓我們找到某種感動,換上另一種思維去理解世界。


周澄

被稱為「社運女神」,是學聯前秘書長,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合前任外務副會長,支聯會青年組組員。立法會2010補選中,聯同另外四位前學聯成員組成大專2012,並出選新界東選區。現為自由撰稿人。

〈EJ GLOBAL plus 環地視野〉馬拉喀什大會 減排行動剛起步


2016-12-10 信報 EJ Global (原文

周澄(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全球能源與氣候政策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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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溫室效應基本原理及後果)

上月於摩洛哥馬拉喀什(Marrakesh)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恰好碰上舉世注目的美國大選,再加上特朗普爆冷勝選徒添外交變數,令今年的氣候會議氣氛大受影響;這與去年通過《巴黎協議》響遍歡呼聲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但事實上,今年的氣候會議的重要性更勝去年:馬拉喀什會議是建立在《巴黎協議》成功之上的「行動大會」,為「限溫攝氏2度」的法定目標建立三年路線圖,首要確保全球氣候應對行動能在2020年《巴黎協議》正式生效、取代《京都議定書》之前步向正軌,否則長遠減排目標將無從說起。

同時,馬拉喀什會議亦聚焦商討在巴黎大會上未有達致共識的議程,例如牽涉發達國承擔的氣候融資與賠償機制。換句話說,這是試探各國是否口講無憑、減排目標是否有名無實的首個考驗。

融資計劃忽略弱國需要

正因如此,要談論是次大會的「成果」未免言之尚早,但部分最具爭議的議程及窮國的部分關鍵訴求,確實在馬拉喀什大會上得到一定的進展。首先在融資方面,各國重申會共同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稱《公約》)下設立的「綠色氣候基金」須在2020前集資1000億美元的目標,並強調推動私營融資比例的重要性。

不過,由於現有的融資計劃過分側重於氣候應對的「緩減」(Mitigation)層面,而非「調適」(Adaptation),遠遠未能關切弱勢窮國的應對需要,不少發展中國家重提《京都議定書》原有的「調適基金」(Adaptation Fund)模式,爭取《巴黎協議》延續同樣的專項融資機制,以協議國家長遠應對氣候影響;這也可以更有效地釐清融資選擇與目標,避免有發達國家重複計算既有的援助貸款額,巧立名目將之當作氣候融資的一部分。目前,發達國對「調適基金」模式尚存異議,各國應允將在明年3月底前就議題延續討論。

其次,巴黎大會於去年決議在2018年展開「對話機制」(Facilitative Dialogue),屆時各個締約國將檢討首輪減排進展,以此推進下一輪的各國自訂減排目標。但這個對話機制具體如何落實尚存疑問,馬拉喀什大會僅僅同意由今年與明年的氣候大會主席諮詢各國意願。這亦牽涉《巴黎協議》另一個重要的「透明度」原則:締約國在落實自己的減排行動期間,會公開多少資訊,容讓外界審視這些行動的實效?要避免《京都議定書》的失敗重演,訂立能有效監察實質行動進展與制約各國承擔的機制不可或缺,但目前相關技術細節尚在初步磋商階段。增加透明度亦意味不少窮國須大大提升政府架構內的監管能力與人才培訓,「全球環境基金」(GEF)為此增設一個新的基金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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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北極融冰,食物不足,北極熊面臨滅絕危機。(設計圖片)

為「高危」國訂賠償機制

第三,部分脆弱小國(包括將臨沒頂的海洋島國)連年爭取的額外賠償與保險機制(Loss & Damage)亦在今次大會上得到部分進展。去年的《巴黎協議》雖新增了一項針對窮國適應氣候變化的條文,又肯定了小島國的特殊處境,但發達國表明無意承擔賠償形式的債務責任。目前,各國同意將在2017年啟動一個針對脆弱小國訴求的5年計劃,以助各國商討針對性的議程,包括設立賠償與保險機制的可能性、氣候遷徙、原住民文化等棘手問題。

在明年氣候大會於《公約》總部德國波昂市(Bonn)舉行之前,外界可以觀望各國須在2017年第一季度內須上呈的進度報告與調適行動計劃,由此一探各國的減排政策方向與實質承擔。

外界一直擔憂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會將美國過往的減排往績推倒重來;因此,馬拉喀什大會在此時重申國際社會的減排承擔、強調全球減排大勢與技術創新不為一國意志所移,是相當重要的訊息。其中一個可期進展,是馬拉喀什大會上成立的「2050年減排路徑平台」(2050 Pathways Platform),該平台目前已有22個國家、15個城市與近200個商業機構參與。

減排責任 全球共同使命

此外,伴隨美國大選而來的暗湧,也造就了中國的減排領導地位,這也許是發展中國家角色不再受「區別責任」原則限制的明證之一。各國不論貧富,都湧現減排創新的經濟轉型綱領。最值得一提的,是48個「易受氣候影響脆弱國家」(Climate Vulnerable Forum)在大會上宣布將在2020年前提升各國氣候承擔,盡力提早實現100%的再生能源供電目標,對發達國來說,如此自強團結的先行姿態,不無道德感召的色彩。亦有非洲國家決意擺脫對發達國援助的依賴,成立「非洲再生能源計劃」(Africa Renewable Energy Initiative)以吸引基建投資。

最近「石油出口國組織」(OPEC)在8年來首次達成減產協議,重新令油價上漲近9%,這有多大程度會影響再生能源的發展優勢?擴建核電會否再掀民間爭議?新興的「碳封存」技術又會否是暫緩暖化的答案?在馬拉喀什大會以外,這些關乎低碳技術發展的議題,將是另一個評斷全球減排實效的重要方向。

〈左右紅藍綠〉馬拉喀什氣候大會的暗湧與成果


馬拉喀什氣候大會的暗湧與成果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2次締約方大會,剛剛在摩洛哥城市馬拉喀什結束。去年,全球近200個國家一致通過具法律約束力的《巴黎協議》,促成各國不論貧富,都需要自行制訂減排目標,落實限制全球升温「在2100年不超於攝氏2度」的目標。
而今年的氣候大會,是建立在《巴黎協議》之前的「行動大會」,各國代表集中商討具體的技術細節,包括減標計劃與融資安排等等,去建立「限升溫攝氏2度」的目標建立路線圖。所以對比上年的全球關注,今年的會議就較少人留意了。
但今次的馬拉喀什大會其實對整個氣候應對進程相當重要,因為落實往往比承諾困難,這次大會是初步考驗各國的承擔與政治意志。今年最大的考驗之一,必定是剛剛結束的美國大選。 候任總統特朗普在過去一直無視氣候變化的科學證據,甚至認為這是騙局甚至是中國的陰謀,他在選前更宣稱會退出《巴黎協議》下的法定承擔。這都令國際社會擔憂他會推翻得來不易的成果,而且美國作為碳排大國一旦退出,可能會減低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國家的減排誘因。
不過,由於再生能源技術越趨成熟,在美國國內市場已經相當有競爭優勢,很多企業都支持延續低碳轉型的發展路線,能夠為美國以至全世界帶來更多的經濟機遇,美國不少州份和城市更有落實自己的低碳藍圖。這些都不是特朗普一個人能夠扭轉的發展大勢,退出氣候協議長遠對美國經濟是弊多於利的。
同時,《巴黎協議》本身著重靈活性,容許各國自行制訂適合國家發展情況的政策,所以特朗普勝選,無損中國等大國既有的減排行動,而事實上這些國家都有自己的經濟誘因去繼續落實減排目標。中國其中一個重要的減排政策,是明年將會落實的全國碳交易市場,外界估計屆時碳排交易量的規模會比已運作超過十年的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更加大。
目前,在193個《巴黎協議》簽署國裡,已有111個國家正式確認為締約國,共佔全球碳排量77%。今年的大會上,更有不少國家主動承諾會在2020年前落實更進取的行動,甚至在發展中國家之間都有不少合作項目。而全球城市則被視為是低碳轉型的先行示範,香港又能夠參考多少外國城市的經驗,共同扮演減排創新的角色呢?

 

 

〈EJ GLOBAL plus 信觀點〉英國脫歐 大學教育不脫常軌 專訪倫大亞非學院總監阿莫絲


2016-09-24 EJ Global(原文

陳偉信、周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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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英國公投脫歐塵埃落定,但英國高等教育仍秉持向全世界開放,吸納不同族群入讀。(彭博資料圖片)

負笈英倫從來是不少香港莘莘學子及其家長的夢想,特別是昔日香港教育制度沿襲英制,與英國本土的高等教育不論在語言及課程上都能無縫銜接。因此,當英國早前脫歐,筆者收到的問題往往是脫歐後對於英國高等教育的影響,以及給予亞洲學生的學額及費用會否改變。

筆者不是英國任何一所大學管理層,自難得知未來數年學費有否調整,以及英國高等教育未來的前景如何。恰巧本星期英國著名學府之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總監阿莫絲女男爵(Valerie Ann Amos, Baroness Amos)來到香港訪問,筆者有幸可以訪問阿莫絲女男爵,從而了解英國教育與英國政府及外交政策的關係,以及她個人對於英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看法。

儘管不少教育論者認為政治應該遠離校園,但現實是高等院校有不少的研究經費來源,與政府或如歐盟等區域組織關係密不可分,故本地政策及國際格局變化一直是高等教育的挑戰。

亞非學院成立的「初衷」曾是服務英帝國的外交政策及帝國管治,透過把針對亞洲及非洲社會、語言及文化研究,以及如法律及政治學的管治專業知識結合,為英帝國培育一代又一代管理帝國殖民地的人才,鞏固英帝國在這些區域的利益。

思想多元 成功基石

這些帝國歷史也許早已被遺忘,但近年又再成為英國高等院校所面對的重要議題。牛津大學年初響應南非開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Cape Town)學生發起「羅德斯必須倒」(Rhodes Must Fall)運動,批判殖民時代商人羅德斯(Cecil John Rhodes),並希望拉倒奧里爾書院(Oriel College)羅德斯樓的羅德斯石像。這股「反殖」的風氣更由拉倒羅德斯像伸延到拉倒維多利亞像,但最終不同學院均認為捐款壓力以及學生也要尊重國家歷史為由保留上述雕像。

作為首位女性黑人擔任英國高等院校總監,阿莫絲女男爵稱大學校園出現一股反思英帝國歷史的「解殖」(Decolonization)思想。她提到早前與亞非學院學生會會面中,本屆學生會視「解殖亞非學院」(Decolonization of SOAS)為本年度的重點議題之一,而校方也委任了負責教學事務的副總監負責與學生會及不同學系部門溝通,好讓這個重要議題在校園內有充分的討論。

全球關注英教育水平恐下降

阿莫絲女男爵多次強調「多元」(Diversity)是高等教育得以成功的基礎。這裏指的多元不單是族群上多元,例如吸納不同族群及弱勢社群進入校園,而是不同學術研究、區域合作及政治意見可以在校園百花齊放,大家一起討論。

她指出,亞非學院的管治方針是,除非言論涉及針對個人或族群仇恨(Incitement)這類有客觀法律條文所規範的罪行,否則校方都會容許。該校是開放予不同人士發表意見的地方,同時歡迎不同宗教及不同國籍的人士就讀。阿莫絲女男爵的言論,某程度上也與筆者在脫歐後收到一封來自所有英國高等教育學府發予學生的公開信一致,英國高等教育仍是開放予全世界不同人士前來。

事實上,不論是英國的精英階層,還是香港人,均擔心英國脫歐後既會失去來自歐盟的資助以及跨歐洲的合作機會,亦會因學費上升及人員不能自由流動,而失去來自歐洲的精英學生及科研人員,導致英國整體高等教育水平下降;筆者身邊不少朋友也正考慮是否繼續到英國升學或作研究工作,還是轉到美國或其他歐洲國家發展。

阿莫絲女男爵認為,脫歐無疑會對英國高等教育帶來一定挑戰,但亞非學院不只是一所面向歐洲的學院:該校固然重視與歐洲其他高等院校的研究及合作關係,但同時也是一所面向世界的學院。她表示,她來港目的之一是希望帶出一個重要訊息,就是亞非學院仍然是一個多元及包容的高等院校︰脫歐公投僅是一次性的政治表態,亞非學院並沒有因此關上對多元聲音及多元族群校園的大門。當然,她亦指出來自歐盟的研究資金及合作機會亦相當重要,畢竟以往亞非學院有四分一的研究資金及合作與歐洲有關。

阿莫絲女男爵稱政府正處理相關問題,也承諾盡力保障英國大學的研究資金及機會不受影響,但她同時強調英國高等教育除了要維持與歐洲學府的合作外,也要積極建立與世界不同洲份的學術網絡,才可令英國高等教育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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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總監阿莫絲女男爵(右),接受陳偉信(左)訪問。)

單看排名難斷學校優劣

去年德勤(Deloitte)發表一份針對英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顧問報告,指出英國高等教育面對的問題除了是研究資金以外,還有如何回應全球不同院校的競爭。對香港而言,這等同於如何提升排名以求吸引其他國家的尖子前來就讀,但阿莫絲女男爵認為要面對全球競爭的同時,高等院校不可能只以排名榜高低論英雄。

她指出,高等教育有不少範疇,如知識水平或創新能力,均不是可以用客觀指標量度,但會長遠影響高等教育質素的因素;而不同學院有各自的發展優勢及發展方向,故其他院校的合作方式也不可一概而論。

以亞非學院為例,她指出作為研究型大學,該校採用研究主導的教學方針(research-led teaching),深信兩者的關係是互補而非割裂。因此,她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論是家長及學生要對院校有一個較綜合的評估,例如了解校園文化、教育質素、研究水平等,而非單純查看院校排名決定學校是否適合自己,或評定它是否一所好院校。

英國一直有「研究質素評估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全方位審視院校的研究質素;而國會正草擬新法案建立有關的「教學質素框架」(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希望提供類近的評估作參考,而學界往往希望新的框架不會將研究及教學視為兩個板塊,讓研究型大學維持以研究主導學問的管理方針。事實上,高等教育院校成立的初衷是在於知識生產及傳授工作,假如強調高等教育單以排名主導,而院校也因為要回應排名及全球市場而忘記上述初衷,對高等教育發展而言絕非好事。

陳偉信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

周澄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EJ GLOBAL plus 環地視野〉南海沒有更太平 國際仲裁變島礁通識課


2016-07-16 信報 EJ Global(原文

陳偉信(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周澄(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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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海牙常設仲裁法院(PCA)周二就中菲南海爭議公布裁決,外界視菲律賓一面倒地贏得這場仲裁。根據近500頁的判決書,菲律賓提出的15項主張,大部分都被常設仲裁法院確認,裁決內容重點包括中國主張的「九段線」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下稱《公約》)下沒有法理依據,所謂「歷史性權利」的概念,亦超出目前《公約》框架涵蓋的管轄範圍。

PCA的判決可說是意料之內,但其用字措辭的強硬程度卻鮮見於國際先例。海外及本地媒體已有不少分析針對中菲今後如何回應仲裁及其利弊,而我們希望探討的是仲裁本身對於《公約》發展與全球海洋治理的長遠意義。

歷史權益只適用於領海

首先,這次裁決重申PCA對《公約》中的「歷史權益」及「談判機制」的理解。判決書表明,即使《公約》框架承認歷史擁有權作為國家針對海洋的權益,但該項權益僅限於領海層面。根據PCA的解讀,中方一方面沒有定義清楚「九段線」內是中國領海還是線內島嶼是中國固有領土,另一方面中方卻表明其權益受到《公約》保障,也表示在「九段線」其他國家的船隻享有航行及飛越自由(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而且中國亦無法證明在歷史上擁有排他的控制權,因此認為「九段線」劃出的是專屬經濟海域而非領海。由於專屬經濟區是《公約》的產物,因此裁決中方不能以凌駕《公約》的方式劃出中國的專屬經濟區及獲得相關經濟權益。歷史權益無從說起,自然難成豁免理由。

這個裁決雖釐清有關「歷史權利」在海域爭端的地位,有助《公約》未來處理相關爭端,卻同時突顯《公約》應用於亞洲國家語境時的潛在弱點。

國際海洋法是歐洲產物

今天的國際海洋法是歐洲十七世紀的產物,例如有關自由航行的權利是由荷蘭哲學家格勞秀斯(Hugo Grotius)提出,再透過歐洲多場海上衝突慢慢確立而成;領海的概念也是由岸邊炮台射程(Cannon Distance)約3海里,發展到今天《公約》訂明的12海里。這些都是沒有在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成形植根的法理概念,再加上東南亞國家歷經殖民、轉讓與解殖等涉及重畫國界的複雜發展,亞洲諸國在「歷史權利」上的糾結與地緣政治問題,都是《公約》未有能力處理的面向。

這樣的情況同樣發生在處理談判機制上。PCA自視對案件有仲裁權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它認為中國與東盟談判無實質成果,與菲律賓的談判更是破裂,因此按照《公約》菲方有權在所有正式途徑用盡後啟動強制仲裁程序。但何謂有結果的談判及具法律效力的文件?而中國與東盟正談判將《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化為「南海各方行為守則」,又是否屬於《公約》下可接受的談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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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獨立經濟條件便是礁

重點是,中國加入《公約》時已同意受制於有關強制仲裁程序的條款,而只要PCA確定自己對爭端本質有仲裁權,且爭端雙方都有足夠法律理據的話,啟動這程序是可以由爭端一方提出,不需要雙方同意。根據過往例子顯示,如果爭端方缺席仲裁,PCA亦會設法尋求缺席方陳述書面意見與法理立場,不全是PCA「自行演繹」。中方杯葛聆訊致今日局面,算是自食其果。

此外,判決書亦根據《公約》下海面不同突出物的定義,審理南沙10個主要爭議島礁的分類,結果是整個南沙群島包括現時台灣所控制,面積最大的太平島,均不符合《公約》下「島嶼」的定義,而是屬於岩礁(有12海里領海權,但沒有專屬經濟區延伸)或低潮高地(不能產生領海及專屬經濟區的權利)。南沙群「島」從此名不副實,中菲亦因此沒有重疊的專屬經濟區;如此,中方在黃岩島及永暑礁等的捕魚及人工島建設活動,被裁定為侵害菲方專屬經濟區利益。

從判決書字裏行間可看到,PCA這次認為南沙群島只是岩礁或低潮高地的原因,是認為太平島等島礁在歷史上沒有非軍事社群在此長期居住或從事獨立經濟生活,並在透過反覆審議來自菲律賓、台灣等的專家研究與學術證據,認為即使太平島有一定資源可供使用,但卻不足以支持長期居住或從事獨立經濟活動。PCA特別強調,單純依賴外來資源及透過採掘該地形或附近水域與海床資源作經濟交易,並不符合獨立經濟生活的原則。而獨立經濟生活的其中一個條件,是有當地人口參與,並支持其「以此地為家」的經濟活動。

這案例最終會否成為國際法原則仍有待觀察,但裁決內文的援引與詮釋,對《公約》及其他與海洋法律秩序有關的國際或區域協定發展有重大意義。特別是亞洲地區其他海洋爭議不少涉及這些島礁的屬性,一旦案例最終成為原則,相關的海洋劃界也要重新改寫。新的東亞海洋政治最終是將各國拉向合作還是戰爭?這超出仲裁庭考慮範圍,卻是各國元首今後要回應的問題。

〈左右紅藍綠〉南海仲裁案對解決爭端的意義


南海仲裁案對解決爭端的意義

荷蘭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就「南海仲裁案」經過兩年的審議之後,正式公佈裁決結果,菲律賓勝訴。仲裁庭裁定,中國主張的「九段線」沒有法律根據,而且在部份屬於菲律賓專屬經濟海域的活動,是侵犯了菲律賓的權利,包括干擾菲律賓在相關海域的經濟活動、建造人工島、沒有阻止中國漁民在那裡的作業等。
中國外交部已表明不接受裁決,那麼裁決到底有甚麼實質意義呢?首先要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談起。公約簽訂於1982年,目前有160多個締約國成員,中國是在1994年加入。它跟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一樣都是框架公約,全面建立全球海洋的法律秩序,包括經濟活動、航道、生態資源管理,對同類國際協議具有指導性的作用。公約本身是不處理陸地領土主權劃界、以至歷史水域這些問題,今次的仲裁案,主要是針對公約部份條文的解釋與適用性。
根據公約的定義,海上的島礁分為三類,分別是島、礁及低潮高地,三者中,島及礁有12海里領海,但只有島才有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有權限制其他國家在該處進行經濟活動,今次仲裁其中一個目的,是釐清十個爭議島礁的定義。裁決意味著,中國實際佔領的其中三個島礁只是低潮高地,在法理上不再擁有12海里領海權。裁決亦意味中國的「九段線」和所謂歷史性權利在國際上不再有正當性。仲裁庭亦提到,自仲裁啟動之後,中國在爭議海域的種種活動,都加劇了爭端,又破壞了爭議島礁自然狀態的證據,違反了締約國履行爭端解決程序的義務。
較少人留意到的是,其實南海爭端與環保有密切關係。今次仲裁庭指出中方大規模填海造島等活動,嚴重破壞了海洋環境生態,而且確認中國漁民在南海利用破壞性方法大量捕撈受保護物種,而中國官方在知情的情況下不作任何執法行動,都是違反了公約訂明締約國須保護海洋生態的相關義務。
今次的裁決,有助釐清爭端的重點與法理,並且凝聚國際壓力,長遠促使中國與亞洲國家之間尋求一定的共識與妥協。裁決亦對國際法的整體發展與執行,有著重要的意義。

 

〈立場新聞〉Justice for Berta Cáceres:洪都拉斯亂局近因


原文刊於〈立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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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初,享譽國際的洪都拉斯原住民環保鬥士 Berta Cáceres 被槍殺,全球原住民社群與環保組織同哀。由於她生前曾積極領導反水壩運動,曾成功迫使全球最大的水壩承建商之一「中國水電」(SinoHydro) 撤出當地投資,而她被殺前亦持續受到來自官方與企業的威脅,矛頭因而直指中資利益。多個國際組織於昨天(6月15日)發起全球聲援日,為 Berta Cáceres 之死爭取公義。但洪都拉斯亂局何來?

洪都拉斯是中美洲小國,以罪惡與貧窮為外界所知,是故乏人關注。洪國上回登上國際新聞頭版,要數 2014 年的世界銀行貸款醜聞。事緣外媒揭露直屬世界銀行的融資機構「國際金融公司」(IFC) 在洪國北部的油棕企業貸款計劃,涉直接激發當地發生連串流血衝突。據報醜聞引爆前數年間,當地已有近一百名平民死於油棕業圈地衝突,人權組織指當地警方、軍隊與企業聯手鎮壓當地抗議;當中涉及針對農民領袖和記者的法外處決與綁架等個案,甚至有說該地一帶曾陷入無政府狀態。當地組織與世銀轄下的獨立監管機構「合規顧問/巡查官辦公室」(CAO) 先後揭發世銀早在醜聞發生兩年前已得悉當地涉土地衝突,但 IFC 繼續向當地金融機構批出達七千萬美元的投資貸款,助燃社會矛盾。而且,該當地金融機構當時亦涉販毒醜聞,操守成疑,外界遂質疑 IFC 依賴市場中介的貸款方式失當。輿論壓力最終逼使世銀叫停貸款,並進行內部調查,審視有關計劃的社會環境影響。

世界銀行以外的另一個眾矢之的,則是美國的軍事介入。2009 年,時任的民選左傾總統塞拉亞 (Manuel Zelaya) 被推翻,外界直指政變由美國支持、甚至協助策劃。塞拉亞下台半年後,洪國進行大選重組政府,該場選舉不被大部份國際社會承認。政變後,洪國社會問題不斷惡化,新政府亦因打壓異議者,不得民心。 2013 年 11 月,美國支持的「國民黨」(PNH)  再次贏得大選,成功重獲執政權,就引來數千人上街示威,抗議選舉舞弊與暴力。

而前述的土地衝突,其實恰恰與這個不穩政局有莫大關係:外媒報導曾經指出,當地油棕業有關的土地問題源自近20年前由世銀推行的現代化計劃;09 年政變前夕,時任總統塞拉亞其實正嘗試調查與介入土地爭端。塞拉亞下台後,土地矛盾未見改善,更日益升溫。報導甚至披露在衝突中暴力鎮壓平民的軍隊與武裝勢力,其實都由美國資助培訓。Berta Cáceres 生前就曾直斥時任國務卿希拉里默許政變、損害洪國代議政制的正當性,促成亂局至今。

Berta Cáceres 之死所凸顯的,不單是原住民頑抗外資、保護家園的無情代價,也縮影著窮國在大國區域戰略與跨國政商利益的宰制之下,民間無從自主求變的悲劇。

〈端傳媒〉記者手記:在上世紀的「東方之珠」,探尋現代民主癥結


特約撰稿人周澄重返馬尼拉,在大選中親身感受菲律賓現代民主的弔詭。霓虹未及之處,希望與夢想難以容身。

原文刊於端傳媒
2016-05-25 特約撰稿人 周澄 發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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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馬尼拉灣貧民區,小孩在受污染的水中玩耍。攝:Dondi Tawatao/Getty

 

記憶中的馬尼拉,是一個充滿兩極視覺衝擊的城市。你可以在海濱餐廳乘著黃昏的涼風,一邊呷著雞尾酒,一邊遙望馬尼拉灣上的落日,而不自覺港灣的盡處是依水而搭的木屋貧民窟,赤腳小孩在垃圾堆中討活,見者心酸。光潔亮麗的大型連鎖商場,與空置地盤上的臨時木屋區,僅僅一街之隔。在這些衛生與防火條件欠佳的木屋區裡,住滿不少從偏遠窮鄉來到大城市找尋機會的貧民家庭。也許叫作「貧民窟」稍欠政治正確,在馬尼拉生活的當地朋友,一貫稱呼他們作「非正式棲居者」(informal settlers)。

六年前,剛自大學畢業的我獲台灣「浩然基金會」的國際工作伙伴計劃取錄,到馬尼拉一家倡議組織實習。五年別後重返馬尼拉奎松市,我直覺這個曾經旅居半年的城市,面貌改變不少──更多商廈與中價餐館已然落成,木屋區的直觀數量減少,貌似是拜經濟增長所賜。

但我知道這僅是「眼不見為乾淨」而已。朋友說,政府不是沒有落實過公營的徙置房屋以應付馬尼拉龐大的外來人口壓力,但由於城市規劃不完善,這些市郊徙置區缺少工作機會,很多人最後還是選擇遷回城市拼機會。霓虹未及之處,希望與夢想難以容身,見證無數人為生活不住掙扎、甚或游盪於犯罪邊緣。對他們來說,大選能有怎樣的意義?

「菲版杜林普」論述的盲點

菲律賓法治不彰,選舉舞弊不止,是部份人口中的文化決定論使然、「西方民主並不普世適用」的明證嗎?我對「威權主義回歸」的詮釋,及其隱約暗示的文化優越感,感到莫名納悶。又也許是作為外人對他者的自覺,或是自身的理想主義傾向,我總相信革命的意義會自記憶與流傳中改變與重生,頑石拒絕逐流,塵埃未必落定。是故這次大選讓我琢磨不已的,是杜特地支持度稱冠的緣由。

正如我在《我看到「菲版杜林普」以外的真實》一文中提到的那樣,老相識T對杜特地的態度讓我吃驚,這不由得讓人猛然醒覺,自忖對菲律賓社會有親身接觸如我,也一樣不能對即時新聞的炒作邏輯免疫;杜特地的狂言經大字標題處理後,一時之間讓我沒有細察箇中風馬牛不相及的文化脈絡差異。正因杜林普的狂傲形象深入民心,「菲版」比喻令人錯覺杜特地的支持者,都是教育程度低下的市井怒漢。T的南部身份,也令我陡然明白杜特地作為南部模範市長、挑戰中央集權與政治精英,對草根大眾的象徵意義。

但英雄化情緒反映的,可能只是大眾對制度的失信、公民社會的領導失效,正如求變修辭背後可能只是史實的扭曲、大眾情緒的民粹操弄。「鐵血強人」杜特地與「因父之名」的小馬可斯雙雙成為選民寵兒,也許正正反映這種民主悖論的一體兩面,也隱含了菲律賓社會在回首過去與寄望將來之間的進退維谷。

在南中國海與太平洋之間

菲律賓人是我所知最重視聖誕節的民族,由十一月到一月,都聽得到節日聖詩、看得見滿目的節慶裝飾。大抵也是植根大眾的天主教文化模塑了他們樂天知命的性格,我所接觸的許多菲律賓人,面對世代貧困、天災人禍,仍然始終抱持仁愛與希望,教徒叫此作「信德」。

兩年前,我曾在強颱「海燕」風災後到訪重災區之一、中部禮智省(Leyte)沿岸小城奧爾莫克(Ormoc City)參與義工支援工作。有當地人家園被毀,家當甚至維生工具都沒有了,還是堅持要掏出僅有的零錢,請一眾義工喝汽水、吃雞蛋和麵包,以表謝意。然而印象最深的,卻是在颱風再次吹襲前夕,一位當地人微笑淡然道,「夾在南中國海與太平洋間,沒辦法。」

數百年天災所鑄就的民族性格,畢竟比現代立國的歷史更要長久,有些精神,固然難以在罡風下輕易屈折;但此刻回首觀照,我卻覺得這句話,彷彿也語帶雙關,象徵了菲國在地緣政治夾縫下的自處意識,某種對歷史命運的理解──以及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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