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fao.org/rural-employment/resources/detail/en/c/1013098/

〈EJ GLOBAL plus 寰球信識〉氣候難民漸現 聯國法律保障真空


2018-06-30 信報 EJ Global(原文

周澄(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全球能源與氣候政策碩士)

(原標題:氣候難民已成事實 法律保障尚待出台)

去年全球各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極端天災衝擊,加上升溫與海平面上升持續,威脅農業生產和基建安全,亦長遠加快疾病的傳播。環境劇變所造成的「氣候遷徙」(Climate-Induced Migration)與「氣候難民」(Climate Refugee)議題已非危言聳聽的假設想像,國際社會與學界已經着手研究升溫趨勢與人口遷移的推算,以及相應的氣候調適應對方案。不過,此議題一直爭議甚大,當中又以法理及政治問題最為棘手。

首先,學界對於氣候遷徙的人口數字與速度的量化推算難有一致共識。此前,國際間普遍引用氣候經濟學權威Nicholas Stern在2006年所引述的估算,指2050年前將有2億人口遷移。今年3月,世界銀行一份研究則警告,若按現時的升溫趨勢,單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及拉丁美洲3個發展中地區在2050年前就會有1.4億人因為氣候變化而需要大規模進行內陸與跨國遷徙。

紐國前衞 設太平洋島民簽證

這引申出另一個重要的法理定義難題。氣候變化與遷徙的因果關係涉及複雜的科學與社經結構因素,令國際社會更難制訂一致準則,應對可能出現的移民潮。舉例來說,水位上升加劇海洋小島國陸沉危機,或部分天災頻繁的高危地區將有更多人流離失所,這些都是相對迫切、而因果關係直接的處境。

除卻這些「高危人口」,社群遷徙往往涉及多重因素(諸如資源衝突、基建滯後或政策支援的不足),氣候變化對社群所造成的影響亦是複雜而長遠的,如何斷定環境因素的迫切性、如何界定這些移民的權利,之後如何以此為基礎推動政策制訂,都涉及跨領域的研究協作。

聯合國於1951年簽訂的《難民地位公約》並沒有涵蓋因環境因素而需要遷徙的人口,這意味「氣候難民」並未能在《難民地位公約》締約國享有申請庇護的權利。雖然聯合國難民署的《國內流離失所者指導原則》(Guiding Principles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有提及適用於氣候遷徙的內容,然而這份文件並沒有法律約束力,亦難以實施,以致大部分國家都沒有將此納入國法。現實而言,鑑於歐洲難民潮持續、全球極右思潮反撲,加上難民署應對現時難民潮本已不勝負荷,國際社會傾向不贊成在現階段就氣候問題重啟公約的談判。

因此,國際社會現時集中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商討可行機制,處理急需遷徙的高危人口,並設立針對性的融資機制。同時,由於國際人權法規有明確提及保障基本糧食、健康、長遠生計的普遍權利,法律學界因此正研究能否在現有的框架下釐定適用於氣候遷徙與相應安置權利的條文。

由於國際法規改革需時,國際社會都寄望由個別發達國家先行推動有關措施,以示國際先例,鼓勵別國效法。目前,紐西蘭正是全球唯一就氣候遷徙制訂庇護機制的國家;該國新任總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去年更表明會引入一項專為太平洋島民而設的特別簽證,協助有需要遷徙的島民移居。不過,很多太平洋島國同時擔憂「難民」標籤會令國際社會忽視他們自己應對的努力,重申「尊嚴遷徙」的訴求。

學界認為,除了改進法規,持續監察遷徙規模與趨勢等資訊收集也非常重要。長遠而言,應對氣候變化造成的移民潮的關鍵,終究要回到全面的氣候政策與跨國合作。例如前述的世界銀行報告就指出,若各國落實更整全的可持續發展綱領,3個地區的國內遷徙總數可減至6500萬至1億人左右。

除了積極減排、投資用於調適的技術發展與加強基建抗逆力之外,城鎮的可持續規劃亦將減低人口流動造成的壓力。全球能否適應氣候變化帶來的衝擊,還看各國的決心。

廣告

〈明報·星期日生活〉什麼人訪問什麼人﹕在灰色中找答案——訪周澄


2018-06-17 明報·星期日生活(原文

【明報專訊】去年在《端傳媒》讀過周澄寫的國際新聞專題,如南非走私鮑魚的情况,或菲律賓新總統上任後以反毒之名的濫殺,都有印象,覺得在香港做這些冷門題材,尤其是她專門做的東南亞新聞,注定不受重視,卻不知要下幾多工夫。後來不再見她的報道,知道她已離職,轉做freelance寫作和翻譯。訪談前跟周澄笑說,在網上搜尋她寫的文章不太容易,常有陳年花邊新聞干擾。她說:「我明,所以我從來都唔會google自己個名(掩面)。」

周澄說,怕訪談時忍不住不斷講書講戲,結果的確這樣,她除了多次自嘲是「讀書人」,說得最多的就是文藝,因覺得故事能讓人看見黑和白中間那一大片灰,複雜又含混,想來可能也像她自己的故事。她說記者現在愛把她放在「消失」的框框下,其實不過在做別的事情。這是我首次跟她談天,有許多意料不及之處,如她甫坐下就說到自己的情緒病。

大學時期患情緒病

郭﹕你近况是怎樣的?

周﹕想放慢些,在打算出國讀博士。幾年前我可能不想說,現在覺得說也或者是好事,關於情緒病。

郭﹕以前已有?

周﹕十年前讀中大時已是,但那時社會不多人會說,較避忌,就算朋友出於好意也可能只勸我多做運動,大家都未適應怎處理。但我一四年,也就是雨傘那年,去了英國,開學日有很多關於情緒病的資訊,說明需要幫助可怎聯絡,覺得那是正常事,醫療制度也照顧得到,藥費便宜。

郭﹕那時是讀書壓力?

周﹕不止,讀書人都傷春悲秋。現在正準備再看醫生。我想也可能跟年紀有關,走到人生某階段,覺得停住,可以很焦慮,未必有單一原因,何况不是第一次。平時會失眠,突然有panic attack,心跳快和出汗,解釋不到,然後就開始想人生有什麼意義之類。但讀書人有個毛病,就是下一秒又會批評自己,想生活已很不錯……

郭﹕然後再批評自己的批評。

周﹕哈,就是,永不完。

郭﹕回帶。你最初是怎開始關注東南亞新聞?

周﹕那是2010年「五區公投」後,那時只知道想離開香港,在港找工作也不容易,經驗淺是事實,但也聽過不請我的原因,是我太出名了。

結果去了馬尼拉的NGO實習。那NGO在泰國和菲律賓都有分部,菲律賓少香港人識,更intriguing,跟香港的關係也密切。報名後不久就有「人質事件」,出發前很多人問為何要去,馬尼拉人知我來自香港,也不停道歉。關心氣候變化也是那時開始,因菲律賓是極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當時覺得大開眼界,當地很多團體倡儀「氣候正義」,我曾參與遊行,在香港幾乎無人關注,最多只有Al Gore的紀錄片。

心虛地叫口號

郭﹕那時已知不想做政黨工作?

周﹕一早知道不是那材料,我那麼多是非,直覺會令人好麻煩,哈哈。而且香港的政圈很細,會為小事拗很久,完全無益。我自小喜歡寫作,回港後便想或可做記者,性格也適合,因我是很容易心虛的人,在台上叫完一句口號,心中立即反問那有沒有根據,可能也是讀書人毛病,永不可能從政,因那要的往往是sound bite。後來幸好遇到張潔平,入了《陽光時務》做國際版。一年後離開,試做freelance,去馬來西亞採訪大選,沒錢,寄宿在朋友家,寫好了稿,就厚着臉皮逐家報館問,最後有幾間最後都要了,覺得freelance也可以,雖然稿費不多。

要做冷門的事

郭﹕做東南亞新聞,感覺是怎樣的?

周﹕國際新聞已不多人理,東南亞的就更少,不知可否說是文化偏見。有前輩還會好心地勸我別做,免得浪費精力。但可能我硬頸,常想為何要做熱門的事?後來去英國讀「能源和氣候政策」碩士,也有人質疑太偏門,心裏便想,就是因為他冷門才要做,人人做相同的東西有何意思?這是我的common sense,但明顯不是社會的common sense。

在英國回來後,一六年去了菲律賓報道大選,那時開始講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香港沒人理,但直覺這人重要,值得關注,因他做市長時的人權往績已很差,而且跟特朗普一樣愛亂說話。機票便宜,就大膽過去採訪,問《端》有沒有興趣,這樣又開始做專題報道。在《端》的好處是可接觸到香港以外的讀者,台灣在蔡英文上任後因為「新南向政策」,大力資助東南亞文化交流,如有團體辦電影節,請導演來,令人更留意東南亞的社會現狀。加上台灣有原住民文化,跟東南亞淵源大,蘭嶼跟菲律賓最北的巴丹島,本來便屬同一族。可能台灣的人文傳統較強,不介意看長文,也不斷翻譯東南亞的專著。

郭﹕離開社運圈鑽入東南亞新聞,有沒有要證明自己的念頭?

周﹕最初可能有。但社運的經驗常令我想,說要改變社會,究竟自己有什麼能力?理論根底不好,學界的研究又不知道,如你認真,很快就會知道限制。香港傳媒對記者的培訓不多,都是邊做邊從頭學,更覺得要有專長。

郭﹕採訪東南亞的過程,會否覺得政治上有某個共同趨向?香港人為何要理會?

周﹕因為在菲律賓的經歷,和之後一些交流機會,我接觸了好些來自東南亞等地的朋友,開始覺得東南亞的歷史很有趣,特別是殖民和戰爭歷史、多元族群文化、轉型正義的問題,而且跟香港有種「這麼近,那麼遠」的距離,明明地理上接近,歷史上又有聯繫,如胡志明和黎剎,都曾以香港做基地,香港又有那麼多菲律賓和印尼人,但我們的認知卻非常少。

香港環保議題狹窄

郭﹕氣候議題又如何?

周﹕我在英國讀書時議題仍未如今日受關注。我不認為那完全是環保問題。就如說不用石油改用再生能源,便是經濟議題,要經濟地解決。我在香港很少說自己是環保人士,因大家很容易將你歸類和標籤,收窄了讀者群,而且很快就會鬥誰更環保:「你家中還開冷氣嘅?」、「食肉嘅?」……

郭﹕哈,好煩。

周﹕就是。有些環保人士並不怎樣想政策,容易把事情道德化,但問題涉及科學和經濟等,未必是非黑即白的,中間有很多妥協。如反核,我就有保留,因核能也有自己的創新,安全也在改善。就算好像萬惡的石油,也有很多工程學上的改良,如提高石油採收率,和海上液化天然氣處理。但在香港說環保,很快只想到保育海豚和樹木。

郭﹕不知跟新聞分類有沒有關。外國媒體有什麼值得借鏡?

周﹕如《衛報》便有「氣候變化」版面,明白這是跨領域的問題。《紐約時報》去年也請記者專門報道氣候變化,那人不可只愛環保,要知道科學和經濟上有什麼做到和做不到,同時那又關乎社會和人權。

郭﹕香港的困難在哪裏?

周﹕一來好像覺得政治的問題解決不到,講其他議題都無謂說,立法會也沒用,談政策有什麼意思?二來討論總是不夠深入,如興建焚化爐,我是支持的,不斷堆填也不是辦法,但還未討論到細節就完了,尤其一到地區選舉。三來在香港談氣候,沒法撇開大陸,就算香港沒車,仍會有空氣污染,有些東西要合作才做到,但政治上很敏感,現時的社會氣氛也難討論。

「讀書人」是自嘲

郭﹕對了,發現你很喜歡說自己是「讀書人」。

周﹕這是用來笑自己的。有些典型毛病,如有東西寫錯了,可能沒人理會,自己卻很介意,轉頭又會想是否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郭﹕你覺得有這種讀書人的自嘲或自覺,會跟其他記者有什麼分別嗎?

周﹕如說做記者,的確是自嘲的成分比較多。因為讀書人,或應說讀了少少但又未到清通的人,容易先有一套想法或假設,再去接觸實在的人、事、地。有時想得多也是牽制,太抽離,不能完全投入理解。有時又容易想到某種結論,想像未來的發展,或者想用一篇文解釋所有問題,但其實我有什麼權?

實際的問題是,想得太多就會拖,就慢,注定做不到每天新聞。你不這樣問,我也沒認真想過。但這自嘲也是自我提醒,要記住書寫的人與被書寫的人之間的不平等。誰說我有權去談論其他人的生命?我們可以說,記者天職是寫出真相,但是為了誰而寫,有時我也疑惑。要記住我們不是史學家,沒責任也沒權下結論。我前年年底做那篇菲律賓反毒戰家屬的現場報道,就看着一個女子知道爸爸無端被殺,在街上嚎啕大哭。另有一個媽媽,女兒被誤殺,在家設靈過聖誕,這時你會忍不住問自己為何要在這裏,是否在消費他人的苦難。話說回來,我的確喜歡躲在家看書,說出來也沒人信,其實我有人群恐懼症。

Flirt with danger

郭﹕哈,真的很難有人信。向來如此?

周﹕哈哈,好失敗。也不明白以前做「學聯」是怎樣帶領群眾的。可能年輕時什麼都想試,想證明自己做到。但其實只要看到一大堆人,就好易緊張,那時有前輩說,好像有兩個周澄,常在鬥爭。

郭﹕應該兩個都是真的。

周﹕也可能是ego,常想「flirt with danger」,我有這鋪癮。加上我硬頸,別人愈反對我愈要做,既介意人怎樣看,又憎恨自己介意別人眼光。心中便會:頂!不理了。很矛盾。

我一直相信講故事的力量,看許多文學,很喜歡Evelyn Waugh,發現年紀大了,愈來愈喜歡好笑的東西,好笑實在難,所以我最喜歡的電影導演是劉別謙(Ernst Lubitsch)。我也看很多東南亞的英語作家。他們很在意英語是殖民者的語言,而且能寫英文即代表某種社會優勢,許多是關於後殖民的作品,用來處理記憶和身分問題。正因為是外來語言,才有距離回頭看社會。

黑白之間一片灰

郭﹕那你回頭看自己,有什麼想法嗎?

周﹕我從來不後悔,也不怎樣懷緬舊事。現在對自己和他人都較寬容。以前想什麼都做得到,現在會跟自己說,做不到也沒什麼大不了。我覺得人生許多想法和決定,都被聽過的故事影響。故事令我們明白,世界有黑和白,但大部分是灰色,含混又複雜,黑和白可能是政治講,灰色則需要好的故事來講。

郭﹕想起你寫南非走私鮑魚的報道,跟毒品、種族、漁民生活就千絲萬縷。

周﹕那篇就被人投訴寫得太長。又如杜特爾特當選時,不少人暗暗質疑是菲律賓社會有問題,竟選這樣的人做總統。我不能美化獨裁政治或民粹主義,但不免想,為何他們對人權問題這樣含糊?追問下去,可能是他們歷史上死的人實在太多等等。

小時看故事,對黑白最敏感,大了才想知道那灰色究竟是什麼。中學開始,我就不是大家標準下的乖女仔,但我又說不出為何自己不乖,常在「我就是這樣」跟「渴望知道自己為何這樣」間拉扯,更想把自己推向那灰色,希望了解自己。我讀親中學校,卻很早參加支聯會,又有很多男朋友,別人都覺得我是異類。到大學仍理解不到自己,而看書看戲,令我有一份安慰,因為知道問題不單你有,全世界都有人為此苦惱。

郭﹕想起《四百擊》。結果明白到什麼嗎?

周﹕或是一些欲望。你想成為什麼人,和你只是什麼人,那時想很多。你會嗎?

郭﹕較少。可能我的自我期望不高,不太勉強自己。

周﹕你覺得跟性別有關嗎?在想社會教導女仔的方法,會否令她們更敏感於別人的期望。

郭﹕到你加入社運和政圈,有否因此特別在意性別?

周﹕如「女神」的稱呼就是雙面刃,意味你的言行要符合某種要求或規範,但同時也令你想傳播的信息更易傳開,男的要「呃like」反而好難,這感受我也很難否定。所以無論怎樣,那種要經營公共形象的壓力是存在的。後來經歷了雨傘一輩的女子,面對的壓力就大太多了。不過我不希望將自己說成受害者,I own my mistakes。只不過剛好我的錯誤或輕狂成了話題,只能接受,提醒別把自己想得太重要。如果講出真相不是負擔,也好希望可以講出好多前因後果和過去的創傷,就能解釋一些事情,但這又違反了我做人的信仰。人生有很多事不能這樣直線解釋。說到底,他人怎樣想不是最重要的,“to understand all is to forgive all”,對自己對他人亦如是。

 

■答

周澄,前學聯成員,2010年曾組成「大專2012」參加五區公投,出選新界東選區,後為記者

■問

郭梓祺,著有《積風三集》等

文//郭梓祺

圖//曾憲宗

編輯// 王翠麗

〈端傳媒〉「中國染指北極,催化各國爭奪資源」的現實與迷思


儘管中國對參與北極事務確有長遠的經濟與戰略目的,但將北極簡化為大國角力場、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邏輯,往往是將現況定性為某種「中國威脅論」的延伸……

原文刊於端傳媒

2018-05-09 深度·評論

A small iceberg on the beach with the 14th of July Glacier (
北極是全球氣候危機的縮影,尤其是全球升溫持續令北極融冰加快,預料不出數年內,北極的夏季就會出現無冰期;不少環保團體擔心這令北極有機會成為其中一條國際貿易主要航道,連帶也料將減低在北冰洋海域鑽探油氣及遠洋捕魚的成本,加劇人為活動對北極脆弱生態與原住民生計的破壞。攝: Wolfgang Kaehler/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自年初中國國務院發表《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下稱《白皮書》)後,所謂大國「逐鹿北極」之說不脛而走。特別是白皮書中明確提及與各方共建「冰上絲綢之路」的目標,與中國官方的「一帶一路」海上通道建設的戰略綱領一致,不少評論因而認定中國勢將令北極圈內的資源爭奪越趨白熱化,甚至會加深美俄兩國在北冰洋的對峙。凡此這般被學界歸為「環境安全」(environmental security)的分析進路在國際間相當流行,論者普遍認為環境破壞與資源緊張是誘發衝突的重要源頭,徒添地緣政治變數,因此有必要將應對氣候變化整合至國防與外交策略,同時加強跨國治理機制的實效。

不過,儘管中國對參與北極事務確有長遠的經濟與戰略目的,但將北極簡化為大國角力場、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邏輯,往往是將現況定性為某種「中國威脅論」的延伸,既抽離了現存北極治理架構的實際脈絡,同時亦忽視了實證與數據,誇大了各國爭奪北極資源的現況與隱憂。

北極融冰的生態與氣候危機

這當然不是說北極的環境急變並不堪憂。事實上,北極是全球氣候危機的縮影,尤其是全球升溫持續令北極融冰加快,預料不出數年內,北極的夏季就會出現無冰期;不少環保團體擔心這令北極有機會成為其中一條國際貿易主要航道,連帶也料將減低在北冰洋海域鑽探油氣及遠洋捕魚的成本,加劇人為活動對北極脆弱生態與原住民生計的破壞。

4月初在國際期刊《自然》發布的兩份最新研究就估計,若各國成功實現《巴黎氣候協議》訂明的「2100年前限升溫2°C」的目標,北極料將每五年出現一次無冰期;相反,若升溫達3°C至4°C,北極在2050年前將極有可能每年出現為時約三個月的無冰期。

冰川消退將直接干擾生態系統,同時造成海平面上升,影響島國與沿海城市,也令海域吸收更多太陽輻射,進一步加快全球暖化,形成「北極放大效應」(Arctic amplification)的反饋循環。北極融冰同樣亦影響各國的氣候系統,而中國更是首當其衝:如去年一份科研報告就證實,北極暖化與西伯利亞雪量增加,干擾中國東部冬季大氣環流模式,加劇霧霾等空氣污染問題,影響中國國內工業與農業生產活動。中國的北極政策其中一個乏人探討的主要面向,正是有關北極氣候變化的科研工作,以及中國嘗試藉氣候議程擴大區域合作的策略,這都與中國在《巴黎協議》的領導角色與取態相符,也切合其實際的環保需要。

北極的氣候危機自然值得擔憂,但問題是,「融冰會導致航道開通,助燃資源爭奪」之說,在現實上有否被顯著誇大?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visits Franz Joseph Land in Arctic
周澄:大部分在北極大陸架延伸的劃界有爭議的國家,都有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提請主張,在《公約》的機制下尋求共識與共同治理的基礎。例如挪威與俄羅斯就巴倫支海(Barents Sea)長達四十年的談判期間,兩國一直有共同落實漁業資源管理。圖為巴倫支海邊界。攝:Mikhail Svetlov/Getty Images
©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共同治理更符合各國利益

首先,氣候與環境的相互變化極為複雜,這些變化對開發北極可能造成的影響,並非如此單一直接與可以準確預期。例如,在冰蓋縮退或擴大可見航道的同時,浮冰與冰山的增加、氣候的轉變,同樣會造成不利船隻通行的海面狀況;加上海平面上升對沿岸基建的影響等,都會增加船隻航行、鑽探活動等開發工程的營運風險與成本,特別是永久凍土層融解已正影響既有的陸上基建。

再者,要穿越北冰洋航道,需要更耗能、保險成本也更高昂的特製油輪,往往更需要破冰號護航;部分航道需要取道淺海區,更加不宜大型貨輪通行。加上航道沿線現時普遍缺乏基建支援,若這些航道在短期內每年僅得數月能實現更勝傳統水路的海面情況,改道北冰洋的可行性與實際經濟效益,遠遠未如大眾想像般可觀。去年,俄羅斯一艘特製的天然氣載運船首次在沒有破冰船護航的情況下橫越北海航道,不過目前這尚是特例。

因此,儘管暖化趨勢與航運技術的創新或許能長遠增加開發北極的誘因,這些商業活動及其延伸影響卻不會在短期內顯著可見。這意味着與北極事務最有密切利益的國家,現實上有更多時間去就規範該海域的經濟活動進行磋商及制訂相關法規。

其次,現有的北極治理架構(包括國際軟法)發展經年,特別是北冰洋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稱《公約》)所規範,有效平衡沿海利益(海域主權)與公海利益(自由通行),個別國家有動機去公然打破這種穩定的機會相當微。雖然不少論者會指出,美國並沒有正式確認為《公約》締約國,難保中國日後會以此作為退出《公約》的藉口。然而,《公約》絕大部分條款其實都反映了國際習慣法,對各國都有着法律約束力,已經不是個別國家能夠說了算;而且,維持《公約》締約國的地位,有助中國日後能在開發海底資源與自由通行等問題時得以援引其法定權利。

目前,大部分在北極大陸架延伸的劃界有爭議的國家,都有按照《公約》提請主張,並在《公約》的機制下尋求共識與共同治理的基礎。例如挪威奧斯陸大學學者Olav Schram Stokke指出,在挪威與俄羅斯就巴倫支海(Barents Sea)長達四十年的談判期間,兩國一直有共同落實漁業資源管理;在波弗特海(Beaufort Sea)有劃界爭議的加拿大與美國,早在70年代起就有制訂兩國的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聯合計劃,並定期修改;在北冰洋中央羅蒙諾索夫海嶺(Lomonosov Ridge)有劃界爭議的加拿大、丹麥與外島格陵蘭,亦自2006年起在爭議海域合作進行深海測量。

凡此種種,都顯示《公約》的治理規範與合作基礎行之有效,能與北極理事會及其他區域性或國際治理架構相得益彰,在特定的政策範圍(如氣候變化、處理污染等)推動多邊合作。特別是在環保的層面,無論是旨在保護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的區域性規範《奧斯陸—巴黎公約》(OSPAR Convention),以至國際海事組織(IMO)主導的《1990年國際油污防備、反應和合作公約》(簡稱OPRC公約)及《防止船舶汙染國際公約》(MARPOL)等,都有明文涉及北極海洋環境治理、資源管理的條款;這兩份國際公約均有逾百國家參與。

此外,前述的現存劃界爭議,亦反過來令所有海底資源開發的計劃徒添不明朗因素;在這些爭議釐清之前,大國料不會貿然冒外交風險,投資在造價高昂、穩定回報成疑的開發項目。

甚至乎,在《公約》定義下的北冰洋公海範圍,北極五國(加拿大、挪威、俄羅斯、丹麥、美國)亦已在去年12月,與中國、冰島、日本、南韓等漁業大國及歐盟達成歷史性協議,在2033年前禁止在北冰洋中央的公海海域進行商業捕魚活動。該協議與現存國際環境法的「風險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一致,強調北冰洋生態系統調研工作以及保育管理措施(包括以科學為本的漁業捕撈限額規定)作為先決條件,最終修訂文本更明文保障北極圈原住民的利益、傳統知識與話語權,皆屬全球海洋治理的首例。

上述例子很大程度說明,在北極事務上,共同治理的共識大致上更符合各國的利益。縱然中國在南海紛爭上公然對國際法庭的仲裁結果表達異議,甚至一度宣稱考慮退出《公約》,但作為參與北極事務的後起外圍國家,中國並非不明白尊重國際法與多邊關係是「入場」的前提,也意識到介入現有體制、名正言順地參與並影響國際法規的制訂,會更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特別是,中國不可能會表態介入現時北極的劃界爭議,其一當然是因為這等同與中國素來的「不干預」外交作風相悖,更重要的是謹守《公約》的定義對中國在北極的海底開發與通行權利至為攸關。

RUSSIA-FRANCE-CHINA-ENERGY-GAS
中國與俄羅斯兩國除了在俄羅斯西伯利亞的阿馬爾半島(Yamal Peninsula)的液態天然氣項目外,並未有更廣泛的合作基礎。攝:Kirill Kudryavtsev/AFP/Getty Images

中國頒布《白皮書》的意義

中國的《白皮書》數次提及《斯匹次卑爾根群島條約》(Svalbard Treaty,現稱《斯瓦巴條約》)訂明,締約國在挪威屬地斯匹次卑爾根群島一帶擁有自由進出的權利,並可在不違反挪威法律的前提下狩獵、捕魚與進行資源開發等活動的權利,因而有人將此解讀成中國意圖乘勢擴充版圖的端倪。

然而,事實上,中國學界對於該條約與《公約》的相容性早已討論多時,主要焦點是如何在《公約》的框架下進一步發展針對北極治理的模式,同時闡明斯匹次卑爾根群島在《公約》下的法律地位,為解決任何潛在爭議提供更一致的法律根據。因此,除非中國有意背離《公約》的共識基礎,否則《斯瓦巴條約》對中國的北極雄心並沒有太多特殊的戰略意義;再加上該條約有逾40締約國,足以起上一定的制衡。

那《白皮書》的頒布有什麼實質意義?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長期以筆名Jichang Lulu(又名Miguel Martin)發表有關中國北極政策分析的研究者指出,《白皮書》是中國政府的外宣工具,旨在向外界重申既有的政策目標,既不屬具體執行綱領,亦沒有頒布任何新計劃,內文甚至略去了此前國內文件提及有關國防與軍事考慮的內容。(註一)

他並舉例,南韓、日本、德國、意大利等非北極國家早已在數年前起陸續發布性質類近的北極政策文件,《白皮書》的發布更大程度只是中國對外確立話語權、對內整合全國政策的公關手段,並沒有任何出其不意的政治宣示;而且內文提到大部分引來傳媒熱議的字眼,諸如「近北極地位」、「冰上絲綢之路」等,都並非首次出現在官方發言與文件中。

至於中國的介入,又會否刺激美俄兩國在北極的「新冷戰」?分析指出,現階段中俄兩國在北極的油氣合作似是雷聲大、雨點小:兩國除了在俄羅斯西伯利亞的阿馬爾半島(Yamal Peninsula)的液態天然氣項目外,並未有更廣泛的合作基礎──現實上,兩國利益互不相讓,沒有證據顯示中國有意拉攏俄羅斯以在北極事務上換取籌碼、牽制西方國家。而且,俄羅斯對中國在北極的發展目標同樣抱持戒心:俄羅斯或有意跟中國維持有限度的策略合作,但條件是中國的介入不會僭越其「觀察國」的身份,損害俄羅斯的既有利益與話語權。因此,中俄兩國會在北極展開軍事合作的機會相當小,北極現有的國防勢力平衡在短期內難見打破。

與其說中國野心「染指」北極,也許更準確的觀察是中國希望藉經濟強勢,與其他同樣有意長遠開發北極資源的大國各爭機遇,並在逐步適應國際規範的同時,展示其21世紀的世界強國地位。《白皮書》所引起的熱烈討論卻恰好提醒了我們,隨着氣候變化的威脅日增,北極的未來繫於凌駕狹隘國家利益的治理合作與規範共識。

(周澄,獨立記者,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全球能源與氣候政策碩士)

註一: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近年雖然積極在格陵蘭投資資源開發,並計劃推動基建合作,增建科研基地與衛星站等戰略設施,但《白皮書》全文絲毫未有提及格陵蘭,主因是中國着力避開支持格陵蘭自治權的嫌疑,避免與丹麥及現有的北極國家產生外交摩擦。

 

〈周末畫報〉2018氣候議題:是時候關乎跨代道德感了


(原文刊於《周末畫報》,題為編輯所擬)

2017年世界各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天災影響,氣候變化從不只是一個環保或科學議題,從務實的政治角度而言,氣候變化為各國帶來的不同影響,及其可行的應對之法,應以經濟與社會政策為主導;它也關乎社會公義與人權,關乎人類跨代道德責任。

撰文—周澄

編輯—萬有道

WechatIMG8

2017是一個多事之年,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可算是本年多場國際風波的主事者。單是進駐白宮的第一年,他已先後挑動多國的外交神經,又屢次與國際共識公然作對,徒添全球政局不穩。不過,隨著美國的地方領袖與商界代表組成「非正式」氣候聯盟擔起重大角色,發達國與發展中國家也收窄歧見,重申氣候承擔乃眾人之責,《巴黎氣候協議》(下稱協議)締造了史上最團結的全球行動,多少也歸功於反世界、反科學其道而行的特朗普政府大唱反調。

誠然,美國宣布退出協議,難免為各國在協議訂下的減排目標的整體成效帶來變數,令排放差距更難以及時拉近;而協議在加快集資與落實減排步伐等問題上,依然面對障礙重重,討論協議的成功確實言之尚早。與此同時,2017年世界各個區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天災影響,升溫與海平面上升持續,全球海洋陷多重生態災難(珊瑚白化、海洋酸化、過度捕撈、塑膠污染),氣候變化更長遠加劇了糧食供應與公共健康的憂患。例如今年多份國際研究均警告,全球污染每年致至少900萬人死亡;極端天氣也令登革熱等傳染病散播得更快,發展中國家首當其衝。

因此,在引入低碳技術或市場機制推動減排的同時,國際社會也開始正視增加基建與社區抗逆力、研究可持續農業等氣候調適策略,甚至應對氣候遷徙等問題的複雜性。多年來最積極在國際舞台上為氣候議題奔走的海洋島國諸眾,自然深明道德感召的現實所限,畢竟一紙協議抵擋不了海水侵蝕與反常天災對其家園的破壞。

在這個前提下,2017年聯合國氣候大會由太平洋國家斐濟作主席國,意義格外重大。這次頭一回有海洋島國主持氣候大會以至相近規模的國際會議,突顯了氣候變化的多重維度:氣候變化從不只是一個環保或科學議題。從務實的政治角度而言,氣候變化為各國帶來的不同影響,及其可行的應對之法,應當以經濟與社會政策為主導;它也關乎社會公義與人權,關乎人生於世的跨代道德責任。

我總是回想加拿大人類學家Wade Davis在其著作《生命的尋路人:古老智慧對現代生命困境的回應》(The Wayfinders: Why Ancient Wisdom Matters in the Modern World)中念茲在茲的「文化多樣性」危機 ──在他筆下引人入勝的玻里尼西亞人的海洋文化,或是飽受威脅的全球原住民傳統,其存亡命運的未知,無一不受氣候變化所深化。然而恰是如此,這些古老智慧對人類的文明困境的觀照價值,終於受到更廣泛的注視,令世人有了聆聽這些在地聲音、展開對話的機會。

不過,我們也不能墮入某種知性傲慢的陷阱,或是流行於部分環保人士之間的廉價宿命想像,輕言他人命運並將之簡化成無力自救的弱者,彷彿只為滿足一種「亟須突顯氣候危機迫切性」的公關需要。事實上,不少島國及脆弱社群積極自救求存,政策舉措甚至比部分發達國家更要進取,最反對被標籤為「氣候難民」的往往也是他們。

大部分時候,有關氣候談判的報導都敵不過24小時的新聞周期,最後我們只記得特朗普說了什麼、某某大國元首和誰握手以示多邊合作,全球夏天越來越熱、空氣越來越糟,電動車熱潮,還有瘦骨嶙峋的北極熊。然而對我來說,這些在世界不同角落奮力應對天災困境、保衛家園與土地的無名故事,箇中的美麗、哀愁與尊嚴,才是希望的本源。歷史難以改寫,但此後發展的軌跡、下一代的生活環境與資源分配能否公平、永續而得宜,則是我們當下能作之事、當作之業。

 

▲作者簡介:香港記者,專長東南亞時政、氣候變化與全球發展議題,最近兩年連續報導聯合國氣候大會進程。

〈字花〉因抵抗之名:菲律賓小說 Gun Dealers’ Daughter 與革命者的自省


刊於《字花》68期﹒「獨裁者小說專題」;後獲說書轉載,題為「我在我的國家成為陌生人」──菲律賓小說Gun Dealers’ Daughter與革命者的自省」

zihua 68

菲律賓總統杜特地(Rodrigo Duterte)在去年七月正式就任後不久,即開始在首都馬尼拉雷厲風行掃毒,數千人在貧民區陋巷或寮屋簷下不明不白遭殺害,追究無從。這場美名為反毒,實則向弱者抽刃的屠殺,引起舉世震驚,也令世人深思強人政治崛起之危境、人權論述失效的緣由。一種流行的政治詮釋是將之歸結為「威權主義回歸」、「西方民主並不普世適用」,其中隱含文化優越意識,一如殖民者筆下文明深處黑暗蠻荒之域的原型。

如此論調固然不經推敲:菲律賓是一個反殖與革命歷史源遠流長的國家,反抗專權暴政之眾,在史書裡前仆後繼。也正是這段漫長而動盪不已的歷史、對民族身份的探索,有份造就了其多元獨特的革命書寫、異議傳統與當代後殖民文學。其中,菲國當代英語文學書寫既承襲了戰後左翼文學的問題意識,隨後又受益於 1986 年獨裁者馬可斯政權倒台後如雨後春荀的媒體與出版空間,也多少受到同具西班牙殖民背景、宗教文化親緣的拉丁美洲的微妙影響。[1] 同時,其小眾邊緣的書寫特質、當代菲裔知識份子普遍的流徙經驗,令處於夾縫的書寫者對階級與文化表述更形自覺。

這些英語書寫者立足、遊離於所謂「殖民」或「外來」語言的內沿,反而更能體察單一國族論述難以界定安放、所謂「內在」與「固有」文化的異質性,自國族主義載道式的大敘事框架或宿命史觀中跳脫;[2] 透過筆下的敘述者,反身詰問文學書寫的時代意義,省思革命的遺痕與失落、歷史言說之難,刻劃在地聲音的千迴百轉、逆流不逝。強人政治復歸的緣由,跨代歷史的斷裂,當可從中窺見真相一斑。例如於 2010 年問世的小說 Ilustrado,作者 Miguel Syjuco 以虛實交錯、互為辯證的作家師徒的寫作生命的開展與對接,詰問國族書寫的限制,懷想作家超克生存憂懼(angst)與身份的執迷、面向世界的重要性。本文則希望以引介旅美女作家 Gina Apostol 於 2012 年出版、獲美國 PEN Open Book Award 大獎的小說 Gun Dealers’ Daughter 為例,討論當代菲律賓英語小說如何書寫這種內在的他者,探詢革命的(不)可能。

「失敗之書博大精深」[3]

book-gun-dealers-daughter一如魯迅百年前質問「娜拉走後怎樣」,Gun Dealers’ Daughter 以創傷後失憶的女敘述者 Sol 為中心,描繪 70 年代末馬可斯獨裁治下的社會不義、大學校園裡躍動的左翼抗爭思潮。馬可斯自 1965 年起執政廿年間,曾以剿共平亂為由,在美國的支持下於全國實施戒嚴,血腥鎮壓異議者與平民,又與朋黨掏空國庫、加劇貧富矛盾。這也是直至今天法外處決現象依然肆虐菲國的近因。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故事回溯她因愛情與自身階級身份焦慮而投身學生運動,最終卻釀成悲劇、尋死不遂爾後流放歐美的經歷。

情節乍聽看似簡明,然而 Gun Dealers’ Daughter 最令人驚艷著迷之處,在於作者妙用語意的雙關性、意象的對比與聯繫,帶動全書如拼圖般交錯斑駁的敘述形式與層次,令讀者置身 Sol 回憶構築的世界之中時而投入、時而間離,渾然不覺時日之跳接。Sol 在療養院憶述青春的躁動與傾注,文字纖細哀傷而不失冷靜,氣氛令人聯想起美國女作家 Sylvia Plath 的半自傳體小說 The Bell Jar。藉由她刻意雕琢、近乎自虐的喃喃自語,讀者逐少撿拾記憶與殘夢的碎片與懸念,進入她在清醒與瘋癲的臨界無從表述的情感與痛楚,還原悲劇的因與果。

Apostol 利用相似的名字,設計兩組互為鏡像、一體兩面的雙生角色,勾勒命運的錯置與流離。Sol 出身上流社會家庭,父母的媚俗、權貴階級歌舞昇平的畫面卻令她生厭。例如她用了兩節篇幅形容衣香鬢影的總統誕辰音樂會上,管治精英、豪門望族與外交使者們如何各懷秘密,更不忘諷刺總統夫人的壓軸獻唱令人難受得足以鼓動革命(“It was enough to make one turn to revolution”)。沉迷藝術與歷史的 Sol 尤其痛恨鐵血美軍上校 Grier 對菲律賓獨立戰爭歷史的曲解與屑視,對社會現狀的覺識在校園的左翼氛圍中逐漸甦醒;惟其階級原罪令她置於他者之外,一如她曾經自白,「我在我的國家成為陌生人」(“I had grown up a stranger in my country”)。而那是獨裁者權力高峰之時,也是稍有理想的有志青年都會被異議精神吸引的熱血時代。她在左翼讀書組遇上來自農民家庭的學運女將 Soli,同時愛上 Soli 的男友、同樣有西班牙名門血統的富家子 Jed;她緊隨 Jed 對革命的追尋,輾轉捲入一場改寫眾人命運的政治暗殺行動。

記憶的政治

但這場稚嫩的三角戀也許無關愛情,Sol 嫉羨 Soli 所代表的完美革命樣板、她無可企及的高貴理想與政治正確的身份(Soli 說就連其得名也是源自對菲律賓國父黎剎之作品的敬意),在 Jed 身上則找到一樣的小資叛逆情結,那畢竟只是她自憐自戀的情感投射。Sol 那個對遊行抗爭不以為然的書生男同學 Ed 最為清醒,語帶嘲侃說 ‘Sol for Solipsism’,[4] 拆穿這場自戀的青春祭,背後不過是在集體浪擲自身但求個人救贖的存在危機,何必妄言貧苦大眾命運。

的確,當 Soli 組織貧農抗議遇上軍警鎮壓血腥收場時,Sol 只記得貧民區的酷熱與髒污、令人昏眩欲嘔的死亡。命名的糾結,有如將臨起義的期許,無人知曉業已埋下的命數,盛極韶華,如此陷落。悲劇發生後,Sol 痛切意識到自己始終受著這個她亟欲推翻的不義建制之庇護,付出代價的卻正是身邊那些無權無勢、被棄如敝屣的生命。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她走向自滅,全因靈魂無法與此和解。Sol 的失憶,因而有著更現實的象徵意義。

而 Sol 錯認了的不只是自己。她以為殖民者是那個父母唯諾奉迎、視菲國為蠻荒異域的 Grier;殊不知暴政機器的運轉,仰賴的並不是暴力本身,而是那些深切懂得暴力底蘊而選擇漠然相視、予取予攜的人。Sol 那個暱稱為「叔叔」的美裔教父 Gianni 是全書始終如謎一樣的人物:他知書識禮、溫文爾雅,對菲國歷史困境處處同情,也比 Sol 的父母更了解她的心思——他甚至會贈以葛蘭西《獄中札記》作聖誕禮物。

殖民者敘述的異質

Gianni 懂得 Sol 的叛逆,更知悉其暗殺計劃,卻選擇旁觀默許、適時利用。Apostol 特意讓他在第二章不無深意地說,菲律賓殖民悲劇本是源於錯認。他借醉向一室的外來者說,航海日誌記載麥哲倫「發現」菲律賓是出於情感的誤認——麥哲倫誤以為自己重返馬來群島一隅,彼時記憶的神往,令他卸下警覺。而史料證明多次大開殺戒的麥哲倫絕非善人君子;為西班牙擴大遠東版圖,也不是他的目的。那為甚麼麥哲倫偏偏希望以西班牙國王與天主之名,將菲律賓群島征服收編?Gianni 深信那不是因為戰略計算,而是因為他「動了情」。麥哲倫最終死於菲律賓,算得上是求仁得仁的自我完成,但他的誤認卻成為菲國淪為殖民地的悲慘歷史開端。

但 Gianni 歎道,對被征服的人來說,命運既已寫成,深究當初發現者的目的為何、隱沒於殖民血淚的失落歷史可能,又有何現實意義。一個源於誤認而被征服的域地,一段源於侵略而被書寫的歷史,此成寓言。Gianni 代表的是一種清醒而自覺的犬儒,他既拒絕像那一室的外來者般在殖民主庇護下的安逸裡指點論斷他國,也不問道德,全因體認到他者之域不可言說的絕望。他懺懷自身共業,但他這番話似是故意留給 Sol 和讀者的伏筆:諷刺的是,唯獨這個「外來者」最明白革命的應然與不可得,明白這片土地上的抗命者終必成為悲劇的看客,或不幸陪葬的螻蟻

麥哲倫之死的寓言,對應的是小說的結局。Apostol 故意在末節隱去Sol 的敘述位置,容讓在故事前段並不起眼的舊同學、當年另一位讀書組成員 Sally 在多年後與之重逢並書寫落定塵埃,其實旨在保有慈悲——Sol 的雙生兒畢竟並不是 Soli,她也許不再需要背負他人的悲劇了。Sally 代表的卻是 Sol 一切失落的應許,得以在世安身立命有所成就的可能。Sol 成為記憶的囚徒,她的雙生兒卻承擔了記憶逝者的責任、時代變遷之際在場的見證,以最平凡的姿態,走進真正的歷史。箇中諷刺,既淒涼,也有寬慰。

書寫的意義

那 Sol 的悲劇有著甚麼意義?她的築牆自困,並不虛無——她拒絕遺忘,寧可一生被囚於過去、流放自己於歷史以外,那可能是種執迷,可決不是一種懦弱。Apostol 在全書賦予了 Sol 更重要的敘述意義——Sol 對詞藻的迷戀、對蟲蟻與陰翳微物的共感、對尋常細節如栩如生的描繪,都在指向文字的兩面性:書寫可以療傷,同樣可以巧言令色,令書寫者耽溺於創痛而不自覺;可以剖明直面真相的本質,同樣可以掩埋秘密,自我瞞騙而失語成癡

人世蒼茫莫測,燈明燈滅,擺盪於一念之間,Sol 被自我流放於意識的異境,卻是正言若反,說出了書寫的無用之用,恰好在於其無所應許的脆弱——若生而無限,意志無法對抗無限迴環的虛無,若書寫必然療癒,大悲大苦就失去了洗鍊靈魂而穿越的價值。Sally 在故事末說:「我們中最優秀的都已死去,只有蟑螂如我們僥倖生存」。但即使是蟑螂也有活著、書寫與言說的權利。正如黎剎的文學作品曾經鼓動革命,影響力遠遠超越他被處決的早逝之齡,文學與政治書寫的力量可以無遠弗屆,不就是因為它承載著無數平凡生命不得以成全、世間衝突與遺憾找到和解之道的可能麼?


[1] 西班牙於16世紀在菲律賓開始了長達三百餘年的殖民統治,「菲律賓」的命名亦源於當時的西班牙王子菲力普。但當時其行政管理並非在西班牙,而是在墨西哥的總督轄地。直至今天,菲國仍是亞洲少有的天主教國家。

[2] 值得注意的是,書寫語言的選擇在菲律賓一直充滿爭議。西班牙在殖民時期並無廣泛推動西班牙語教育與規範,是故西班牙語被視為特權階級精英的語言。以西班牙語寫作的黎剎,作品當時需要依賴翻譯文本接觸國民大眾。後來,美國在菲律賓大力推動英語教學,英語成為主要官方語言,英語寫作的「殖民性」政治爭議不脛而走。但論者指出,在黎剎的時代,菲律賓精英普遍都通曉幾種歐洲語言,今天世人認知的菲律賓當地語言「他加祿語」其時也僅是一種在國內少數人使用的語言。鑑於國內族群與文化的多元,單一而一鎚定音的菲律賓國族語言從不存在。英語寫作從來都是菲律賓國族書寫的一部份。

[3] 編按:借用自北島〈新年〉。

[4] 編按:Solipsism 意指唯我主義。


去年中某夜我打開電腦,一心想把這故事從頭到尾,好好的講一次。哪怕讀者就只有我一個,只能有我一個。為甚麼是去年,為甚麼不是今天,因為我清楚記得,如此這般,晃眼竟已十年。十年過去,而我依舊失語。但十年又如何。欲言又止,不如不說,反正我尚算好端端在生活著,還能用起現實的語言高談甚麼遠大的理想。所以說甚麼都像是一種奢侈,一種踐踏。然後我想起當年我怎麼也提不起勇氣說,我有病。我為有病而恥,為恥於承認有病而恥,為恥於異議甚麼叫有病而恥。佈滿匠痕的靈魂,只顧留戀孤境裡若明若暗、意義不明的隱喻,誤以為對話是種成全,誤以為從你的名字窺見了生命的秘密。影子沒有表情,鏡裡沒有洞天,我辜負我自己。

我開始寫。斷斷續續,反來覆去,依舊在湖底深處之外泅游。因為記得溺水的痛楚與驚恐。因為不捨彼岸孤帆的憔悴。如是十年。

但我依舊沒法子寫下去。我最後一次看字數,是604字。604字,連標點符號都像是拙劣的、吞吐延宕的技倆。

惟我對世界尚有期許。不。千山萬水既不為我而生。應該是:獨我對自己平庸的生命尚有期許。

於是我選擇了平庸的生命。回到原點。想辦法做一個有用的人,力求證明一些莫名其妙的,自我實現的寓言。

而我曾經瞥見的,那洞明天地的光芒,遺落於記憶的彼邦。殘夢不動聲色。我流放我自己。

我依然是那個在門外駐足傾聽琴弦上奏起晚禱的人兒。進不了那道門,美麗於我過份殘忍。


記憶的羅網,殘酷因其華美。為著執念而生的華美。攀附不果的失序走板的節奏。門外萬籟有鳴,獨我昏眩欲厥。漆黑中別無其他,只有無法伸手穿越的黑,像瀑布的盡頭。然後張目只有曠野,所有可能性消減於無的無盡。如那些慘白灰茫的晨光,你想起庸俗的是你。你不甘,所以選擇從黑夜之船渡去一個個散落期許的白日島嶼,直至記不起歸程,忘掉浪濤的起伏如心跳。

會不會,藝術從來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沁寒之雪原來是錐心之刃,你幻想的絕境未有成全,只叫你在殘生痛而懨懨。因為曾經如此被感動,所以如此絕望。虛無若此,你寧可當天陳義過高爾後跌落萬尺之淵,失去至少不枉。

公義是甚麼,而堅強又是甚麼。當一切想像中的對立消解於失語,這些勝利者的修辭一如花園裡的迷宮,精緻眩惑卻不知所以,其中去路無從。勝利者只管栽種叢中薔薇,殷紅艷如落日,卻容讓無視季節的生命在園裡屈折凋萎,然後輕問出路何難。

〈左右紅藍綠〉香港應正視氣候變化風險


香港應正視氣候變化風險

上周六,全美國包括首都華盛頓在內有超過300個城市舉辦「民眾氣候遊行」,抗議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100日以來一再推翻奧巴馬政府任內的重大環保政策。
表面上這場集會似是衝著特朗普而來,但其實「氣候遊行」每年都會在全球各地舉行。不同的是,今年的遊行是緊接一周前在全球超過600個城市舉行的「為科學遊行」,牽頭的是不少科研人員,他們要求各國民眾要關注「基於實證的決策」對維護公眾利益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環保、公共衛生、食物保障等範疇,並反對部份政府與企業為了政治或經濟利益而扭曲、甚至否定科學共識。
與其說這些集會是「反特朗普」,更準確應該是全球學界對現今被名為「後真相年代」的現象的回應。近年,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帶動了反精英的民粹潮流,再加上社交媒體的興起,令不少「反科學」或缺乏實證支持、立場先於判斷的資訊大量泛濫,最明顯的例子,除了否定氣候變化,就是在歐美興起的反疫苗運動。
超過97%的科學研究已經證實了人為經濟活動對全球氣候的影響。而氣候危機已經相當迫切,包括對水源、農業與沿海地區的影響,很多小島國更面對陸沉危機。
但其實,不論是在美國以至全世界,數據都說明清潔能源與低碳轉型其實都帶動了經濟與就業,反而美國煤炭業早在三十年前已經因為市場因素已萎縮。特朗普政府漠視這些實證與趨勢,反世界其道而行,背後掩蓋的是傳統高污染能源業的利益。
事實上,特朗普的班子也不能改變全球減排的方向。很多低碳發展的規劃,現在已不完全由國家中央政府主導,而是由不少州份、城市甚至社區,與商界合作牽頭落實。而中國、印度,甚至是氣候變化最高危的發展中國家,亦非常積極落實減排。
回望香港,其實除了氣候變化對環球經濟的影響以外,作為沿海城市,香港也絕對應該正視氣候風險。不但水位上升,熱浪也會加劇,反常風災會引發水浸與山洪,長遠對社會基建、民眾健康都有風險。 最近,香港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擬定的新《管制計劃協議》中,首次引入「上網電價」的政策,以推動本港再生能源的發展,值得觀望與支持,能否協助香港落實可持續發展,就讓大家拭目以待。

〈明周文化〉【一藝術・一故事】新聞過眼雲煙,唯有文學可以超越時間


視頻及訪問原文發布於明周頻道

撰文: 陳筠而     攝影: 傅而雅

02 May 2017

周澄剛讀完菲律賓作家Gina Apostol的書《Gun Dealer’s Daughter》,她特別喜歡最後部分--主角和舊同學在回憶過去的革命時代和審視現在。而作者故意用上花巧的文字,似是要表達作者想剖開自己的心卻又無法面對過去一些秘密的糾結情狀:「是文字的『無用之用』。語言和文字幫我們了解世界,卻不能拯救我們。但其實文字的力量在於面對真實,即使真實多麼難以面對。」文學、故事,有時比新聞來得更坦誠。它們往往是一種沉澱,讓過眼雲煙的事件得以另一種形式流傳下去。

現實裏的人如何推翻現實

小說設定在菲律賓的七十年代尾至八十年代初,刻劃了那時代的社會不公、政治分歧,也探討了一種後殖民時代的身份問題--是不同階層如何去尋找自己身份和角力的故事。作者筆下的主角出身有錢人家,是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後來接觸到激進的左派,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了,想做一點什麼、甚至以革命來改變社會。然這變成一場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現實之間的角力。「自己在學生時代也活躍於學生運動,回憶着總有共鳴,雖然歷史脈絡不盡然相同,但當中的身份追尋、如何反權威等等根本是全世界都仍在討論。我覺得香港很多人都有這種掙扎--你要推翻現實嗎?但其實你是現實的一部份,是制度下的得益者。」周澄是國際新聞記者,卻更喜歡文學世界的文字力量。

「我很喜歡這種超越性,文學帶出人類的狀況,讓我們用另一對眼來審視好像離我們很遠的歷史、讓我們再次思考自己在歷史裏擔當着什麼角色。我們做新聞的每天好像面對很多事,但半年過去一年過去,你還記得嗎?有什麼留得下來?好的故事和好的人物刻劃,其實更能幫助我們接觸到真實。」最後部分,女主角和舊同學重遇,回憶着那些年的革命,卻發現敢去求變的同伴已然離開社會,要不死去,要不被流放,留得下來的卻都是「曱甴」--普通人總能夠找到一種安身立命的方法。講理想的呢?犧牲了的無人記得,像被歷史抹去一樣。「看的時候感覺悲涼,所謂革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只會釀成悲劇?這是全世界都在面對的問題。」

記憶的斷裂

周澄尤其愛書的結尾,因為那是一個人物如何「看」自己的過去的告白。她一路憶述創傷,但同時無法面對自己的過去,想隱藏一些秘密,有時說出來刻劃得生動,有時卻好像虛構出來,是一種記憶的斷裂,和文字的無用之用。「一些思潮運動總是被歷史遺忘,我們總是急於忘記。」那時候的六四、那時候的雨傘,說是被記錄下來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但又會否,其實它真的只變成一件「歷史事件」⋯⋯?

「這些事是構成我們的文化、身份好重要的一部分。在每個大時代裏,我們每一個人都好像很無力,一個人不知道如何解決,但其實你總會找到一個位置,無論你做什麼都好,一點一滴都在建構社會。所謂歷史、記憶,是要好多人一起去承擔的。歷史是勝利者寫的,但其實也是很多普通人在後面成就出來的。文學以虛構故事將現實昇華,提醒了我們要謙卑,一個人好渺小,但同時可以有好多力量。」一個作者的文字,概括了一個時代的起伏,一個人的一生,讀着是無力和欷㱆,卻總能讓我們找到某種感動,換上另一種思維去理解世界。


周澄

被稱為「社運女神」,是學聯前秘書長,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合前任外務副會長,支聯會青年組組員。立法會2010補選中,聯同另外四位前學聯成員組成大專2012,並出選新界東選區。現為自由撰稿人。

〈EJ GLOBAL plus 環地視野〉馬拉喀什大會 減排行動剛起步


2016-12-10 信報 EJ Global (原文

周澄(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全球能源與氣候政策碩士)

1451962_6fb1c70862ce882236ca8c61b4510c94

(圖左:溫室效應基本原理及後果)

上月於摩洛哥馬拉喀什(Marrakesh)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恰好碰上舉世注目的美國大選,再加上特朗普爆冷勝選徒添外交變數,令今年的氣候會議氣氛大受影響;這與去年通過《巴黎協議》響遍歡呼聲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但事實上,今年的氣候會議的重要性更勝去年:馬拉喀什會議是建立在《巴黎協議》成功之上的「行動大會」,為「限溫攝氏2度」的法定目標建立三年路線圖,首要確保全球氣候應對行動能在2020年《巴黎協議》正式生效、取代《京都議定書》之前步向正軌,否則長遠減排目標將無從說起。

同時,馬拉喀什會議亦聚焦商討在巴黎大會上未有達致共識的議程,例如牽涉發達國承擔的氣候融資與賠償機制。換句話說,這是試探各國是否口講無憑、減排目標是否有名無實的首個考驗。

融資計劃忽略弱國需要

正因如此,要談論是次大會的「成果」未免言之尚早,但部分最具爭議的議程及窮國的部分關鍵訴求,確實在馬拉喀什大會上得到一定的進展。首先在融資方面,各國重申會共同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稱《公約》)下設立的「綠色氣候基金」須在2020前集資1000億美元的目標,並強調推動私營融資比例的重要性。

不過,由於現有的融資計劃過分側重於氣候應對的「緩減」(Mitigation)層面,而非「調適」(Adaptation),遠遠未能關切弱勢窮國的應對需要,不少發展中國家重提《京都議定書》原有的「調適基金」(Adaptation Fund)模式,爭取《巴黎協議》延續同樣的專項融資機制,以協議國家長遠應對氣候影響;這也可以更有效地釐清融資選擇與目標,避免有發達國家重複計算既有的援助貸款額,巧立名目將之當作氣候融資的一部分。目前,發達國對「調適基金」模式尚存異議,各國應允將在明年3月底前就議題延續討論。

其次,巴黎大會於去年決議在2018年展開「對話機制」(Facilitative Dialogue),屆時各個締約國將檢討首輪減排進展,以此推進下一輪的各國自訂減排目標。但這個對話機制具體如何落實尚存疑問,馬拉喀什大會僅僅同意由今年與明年的氣候大會主席諮詢各國意願。這亦牽涉《巴黎協議》另一個重要的「透明度」原則:締約國在落實自己的減排行動期間,會公開多少資訊,容讓外界審視這些行動的實效?要避免《京都議定書》的失敗重演,訂立能有效監察實質行動進展與制約各國承擔的機制不可或缺,但目前相關技術細節尚在初步磋商階段。增加透明度亦意味不少窮國須大大提升政府架構內的監管能力與人才培訓,「全球環境基金」(GEF)為此增設一個新的基金提供協助。

1451962_f2fcaef7356723ad4be19d2ef50c64e0

圖:北極融冰,食物不足,北極熊面臨滅絕危機。(設計圖片)

為「高危」國訂賠償機制

第三,部分脆弱小國(包括將臨沒頂的海洋島國)連年爭取的額外賠償與保險機制(Loss & Damage)亦在今次大會上得到部分進展。去年的《巴黎協議》雖新增了一項針對窮國適應氣候變化的條文,又肯定了小島國的特殊處境,但發達國表明無意承擔賠償形式的債務責任。目前,各國同意將在2017年啟動一個針對脆弱小國訴求的5年計劃,以助各國商討針對性的議程,包括設立賠償與保險機制的可能性、氣候遷徙、原住民文化等棘手問題。

在明年氣候大會於《公約》總部德國波昂市(Bonn)舉行之前,外界可以觀望各國須在2017年第一季度內須上呈的進度報告與調適行動計劃,由此一探各國的減排政策方向與實質承擔。

外界一直擔憂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會將美國過往的減排往績推倒重來;因此,馬拉喀什大會在此時重申國際社會的減排承擔、強調全球減排大勢與技術創新不為一國意志所移,是相當重要的訊息。其中一個可期進展,是馬拉喀什大會上成立的「2050年減排路徑平台」(2050 Pathways Platform),該平台目前已有22個國家、15個城市與近200個商業機構參與。

減排責任 全球共同使命

此外,伴隨美國大選而來的暗湧,也造就了中國的減排領導地位,這也許是發展中國家角色不再受「區別責任」原則限制的明證之一。各國不論貧富,都湧現減排創新的經濟轉型綱領。最值得一提的,是48個「易受氣候影響脆弱國家」(Climate Vulnerable Forum)在大會上宣布將在2020年前提升各國氣候承擔,盡力提早實現100%的再生能源供電目標,對發達國來說,如此自強團結的先行姿態,不無道德感召的色彩。亦有非洲國家決意擺脫對發達國援助的依賴,成立「非洲再生能源計劃」(Africa Renewable Energy Initiative)以吸引基建投資。

最近「石油出口國組織」(OPEC)在8年來首次達成減產協議,重新令油價上漲近9%,這有多大程度會影響再生能源的發展優勢?擴建核電會否再掀民間爭議?新興的「碳封存」技術又會否是暫緩暖化的答案?在馬拉喀什大會以外,這些關乎低碳技術發展的議題,將是另一個評斷全球減排實效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