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貼:回應吳康民,兼談「香港左派」的失落


(原刊於明報論壇版,2009年7月6日。當時已是學聯秘書長,事後知道這篇文章對我的個人發展有著某種意義。無心插柳矣。)

吳康民先生於7月1日〈她來自培僑〉一文中言及本人,是難得的機會讓筆者可以超越傳媒報道的限制直抒己見。首先要聲明:吳康民先生已坦言對筆者的印象全來自報章訪問內容。記者問及成長背景,筆者如實相告,然而記者的編採角度如何,被訪者無力干預,筆者犯不著要刻意「唱衰」母校來抬高自己、製造個人主義。中國老革命者王凡西在其回憶錄的後記裏便曾提到他著傳恪守之原則:「批評別人亦即批評自己,長度的本身就已指明了度量器的品種:鏡中之影,顯出了鏡片的好壞。」

筆者離開母校已有4年,無意與吳康民先生數算事例以論證培僑到底是否包容開放,此等各自表述的爭論只會沒完沒了,對公眾意義不大。筆者希望藉此提出疑問的,是吳文隱約提及的殖民地時代歷史與「左派」定位。個人而言,筆者對於不少左派工會、社團及辦學團體的歷史非常同情與尊重。周奕著有《香港左派鬥爭史》,就曾詳盡講述左派團體在港英管治早期如何組織及教育群眾,抗衡殖民政府的高壓統治,當中也包括吳文提及的培僑前校長被逮解出境事件,血淚斑斑。但令人失望的是主權移交以後,「左派」理應念茲在茲的使命與風骨——包括解放群眾、對抗剝削等——卻已然失落,轉而靠攏政權。談及六四,這些左派對20年前天安門廣場上學生與工人的改革訴求有沒有同樣的關懷?談及愛國,左派對於國家經濟發展背後所掩蓋的巨大貧富差距、維權人士受打壓等事實,有沒有同樣的批判?

「反共」帽子的陷阱

吳文將筆者與同為培僑舊生的陶傑相提並論,委實是不自覺的Freudian slip:縱然文章不斷強調開放多元,然而形成這個聯想與比較的關鍵詞還是「反共」。近日這類帽子是扣得愈發容易了。劉曉波一盡知識分子己任,發起《零八憲章》為改革建言,被當局控以「顛覆政權」罪;港台主持由六四與東歐民主化談到中國民主化的意見,調子溫和,也被點名批評「反共」。邏輯呼之欲出:凡提到「民主」皆不容見於中共政權,也先不要提在「開放自由」的社會人們有沒有權「反共」。這不禁令筆者想到吳康民本人於數月前回應香港市民的民主普選訴求時,批評泛民主派主張香港成為「獨立政治實體」。練乙錚日前才在《信報》專欄提醒讀者「愛國實體論」的歷史血淚根源,筆者也想強調,民主並非抽象口號,而絕對關乎社會大眾的具體處境,回歸12年來香港貧富懸殊與官商勾結日益嚴重,低下階層受盡低薪與零散化剝削,正反映大眾無權選擇與監察管治層施政方向的困局。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強世功在其評論集《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中指出,中共自改革開放全盤否定「文革」,因而放棄了對「民主」的解釋權而沿用實用主義策略處理政治問題,使中國政治思想討論失去生命力,無力衝破冷戰思維的二元陷阱(見「中國的憂鬱」一章);也指出香港傳統左派在港英殖民歷史包袱與中國市場化步伐下進退失據(見「無言的幽怨」一章)。強世功的視角離不開對現代中國的認同,然而他試圖理解香港歷史中的各種政治及文化角力,把香港作為中國中心來思索國家前景,比起香港「左派」來得進步。

「香港左派」的歷史失憶

香港「左派」抽空社會分析,盲目附和和諧愛國之詞,追本溯源是歷史失憶,他們忘了,當初「共產黨宣言」所呼求的,是全世界無產者的解放,是國際主義的革命理想,而非狹隘的民族主義。金融海嘯代價慘重,世界各地的進步左翼力量都在醞釀對當前世界經濟範式的新一輪反思與改革訴求,唯獨是這群自居「左派」的既得利益者還在附和「共渡時艱」口號,粉飾矛盾、背離群眾。在製造帽子與模糊是非以外,究竟香港「左派」還剩下多少舊日堅持,對創造真正的開放自由社會又有多少努力?人民會起來,人民不會等待答案。屆時,再宣傳左派學校有多百花齊放,也是無用。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本科生

連結:吳康民原文:〈她來自培僑〉
練乙錚:從「愛國實體論」的血淚原型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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