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雜誌《讀品》訪談


這篇訪談出來的時候我很開心的,因為,不計以前的,第一次自己的聲音可以進入內地呵。

 

【读品】No.98 2010.06.16
“倾偈香港”系列访谈之六
香港,新左派要发声——访谈周澄
周澄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应届毕业生,前任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
闻弦 (【读品】特约撰稿人)
闻:上个月你在作为“大专2012”候选人参加五区补选的文宣中,特别强调“超越议会政治,打破经济迷思,追求经济民主”,这一参选理念在香港政坛上颇具新意,能否详细阐释一下?
周:争取民主只是阶段性的,因为即便有了民主也可能是资产阶级民主。现阶段争取民主是取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因为若无制度保障则香港的官商勾结无法解决。但实际上我们追求的社会改革并不限于政治制度,更是要冲击香港的经济意识形态。香港的经济意识形态就是自由市场万能论,要保持“大市场小政府”,要照顾商贾财团的利益,要维持低税率,要限制公共开支,以为惟其如此才能保障香港的经济竞争力,而香港的生死全系于此。这套意识形态产生于殖民统治下的工业化时期,殖民政权很成功地利用了香港普通人的反共情绪,让他们相信“大市场小政府”是除了共产主义之外的唯一选择。回归以后,特区政府继续挪用这套殖民时期的论述,作为漠视各种社会问题的借口,导致今天香港的财富分配出现严重问题,贫富悬殊位居全球先进发达地区之首。普通香港人也迷信这套经济意识形态,看不到自己的处境,看不到官商勾结的现实。
立法会里的功能组别就是今日香港官商勾结的明显表征。功能组别本是殖民政权统治晚期的产物,虽然97 年香港主权回归了,但功能组别巩固了殖民时期已有的特权阶级,巩固了殖民地时代留下的管治的合法性。这就是罗永生说的“解殖被回归调包”,罗永生说,以前大家都以为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必然对立,但在香港发现并非如此,两者其实存在共谋关系。
闻:这次参选之后,你是否会参加政党?
周:加入政党反而不方便,香港人有政治洁癖,一旦参与了政党便会将你一切工作还原为政治利益,况且改变社会也不一定要参加政党。民间有许多不同的位置,可以承担社会运动。香港政治现在太过被政党主导,建设公民社会的力量反而边缘化,现在需要的是有机连结政党和公民社会的力量,如果公共之事全都由政党包办,并非最好方案。
我个人最关注香港的经济意识形态,它妨碍了很多改革,妨碍了有关社会公义的讨论。08 年金融危机,西方社会有很多反思,左翼思潮再度兴起,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授予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但香港完全没有类似的反思,香港主流社会将08 金融危机当作一场普通的经济危机,稍稍做点纾困措施和继续扩大现存的产业,就当过去了。在香港的语境中,只要说多一点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就立刻有人说你是左派,只要说社会福利照顾基层,就会质疑你是否搞共产主义、拖垮经济,而“左”对普通香港人来说是一个负面的字眼。香港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很落后,本来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有一些香港社运人士将西方新左派的批判思想介绍来香港,当时的香港社会有很多可能性,但到了八十年代,因为有了主权回归的前途问题,政治现实主义主导了香港的社会运动。此后香港人只看重现实问题,不关心意识形态的讨论。相比之下,台湾学者在十几年前已经将西方各种不同的批判思想带到台湾社会的语境中,而这在香港从未形成气候。
闻:我觉得香港主流学者对于“公民社会”这个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在反抗专制和强权的意义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论述,而且主要是针对中国的,请问你对此怎么看?
周:这种对公民社会的理解过于单一了。“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在西方理论本来就有很源远流长的讨论,当中以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论说最为影响往后的新左派。在他的理解中“公民社会”就是一个知识份子进行“阵地战”的场域,不再单纯以社会经济结构来分析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这个概念到了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克劳和墨菲的《文化霸权与社会主义的战略》有更复杂的发展,这本书几乎已是新社运的圣经。
过去二十年的香港主流社运有一个错误的逻辑就是“逢中必反”,这个逻辑让我们很难认识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很复杂,既有久远的历史原因,也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因素。过去二十年来香港对中国的认识可以说只有两方面,一是经济上合作,二是政治上中共强权统治、香港争取民主,这种政治上二元对立的图景其实是一套建基于香港优越感的论述,客观上使得一些香港民主派可以凭借二十年前积累的资本,长期吃免费政治午餐。今天再看中港关系,看中国的民主化,不能再像过去二十年那样简单。
闻:除了葛兰西之外,还有哪些思想家的著作对你影响比较大?
周:第四国际的政治经济学家Ernest Mandel 算是入门,还有詹明信、大卫•哈维、德里克、印度的庶民研究学派,也看过一点点早期的齐泽克。此外影响较深是内地的汪晖、台湾的陈光兴、夏铸九等学者。我觉得庶民研究学派对香港和中国来说都是很好的资源,它不只研究殖民者,也研究本土权力关系。我觉得庶民研究学派对香港和中国来说都是很好的思想资源,它不仅研究殖民者,也研究本土权力关系,而同样有过英国殖民经历的香港对殖民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一向缺少反思。直到近年来才有许宝强、罗永生等人发起后殖民讨论,但也相对边缘。
闻:香港传统左派呢?
周:我相信香港传统左派在殖民时代曾经付出很大努力来反抗殖民政权,但随着他们在回归以后成为建制派,现在他们也认同全球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自我完善,不再具有以前的压迫性。他们的经济思维滞留在过去,不像新左派看到全球化其实是帝国主义用新的、更精巧、更不起眼的方式扩张,是对第三世界国家更有效的控制和压迫。还有一些传统左派的老前辈甚至认为民生和民主可以分开,普选可以是次要考虑,对此我觉得很奇怪。
闻:你觉得你和另外两位香港“80 后”代表人物陈景辉、陈巧文有何异同,能说说吗?
周:我和陈景辉在不少问题上的立场一致,但可能进路有点不同。他更多属于文化界,强调香港的本土历史、文化身份、城市空间,较少会以阶级问题、经济问题切入。我和陈巧文差异可能较大,她不是左派,香港人开始知道她是因为奥运圣火传递期间的“雪山狮子旗”事件。我认同民族自决的原则,认为“统独”的二元妨碍了理性讨论,但觉得西藏问题有很多历史、政治、经济的因素,不能说中共就是打压西藏文化的凶手,因为西藏传统的封建农奴制的确有很大问题;分析西藏出现的骚乱时,要将喇嘛和本土西藏人民区分开,因为喇嘛有反动性,他们反共可能出于中共让他们失去了昔日的特权。其实开发西藏乃至大西南的根本问题是“大中原主义”的资本主义扩张,而不是所谓文化问题。西藏在历史上也有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不能理解为西藏一直很原始,直到中共来了才开发。
闻:请问你对内地新左派有何看法?
周:我对内地新左派了解不多。内地各种声音很多,当中关系又太复杂,很多时未必是单纯意识型态或路线之争,作为外来读者,难以整理。汪晖2000 年的论文《一九八九年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曾经对我启发很大,新书《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整合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对华文界讨论也很重要。此外,我也有拜读旷新年的文章。在我理解似乎内地新左派也只是出于笼统的分类而非统一阵营,他们对于中国当今的发展方向未必有非常独到的批判,可能是出于个人的历史因素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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