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下的菲律賓


12.9(上)

在馬尼拉生活的日子已踏入第二個月。一直提醒著自己,要把生活裡的微小觀察多加放在當地的社會環境中去試著理解,盡量放開過去廿年皆生活在講求效率的大城市的慣性標準。比如說馬尼拉最「臭名昭著」的塞車問題,其實很明顯是道路規劃馬虎,一條雙邊共八條行車線的公路可以連一條馬路、交通燈與安全島都沒有,天橋亦不方便,又沒有不同車種的管制,加上載客車種利潤低微引致「搶客」情況,發生意外時有所聞;兩條主要鐵路由國企和私人公司各自管理,系統並不互通;永無可靠的交通時間預算,才會出現被戲稱為「Filipino Time」的集體慣習;又比如說電纜都只採用架空形式,在降雨季節期間,因水浸而造成的傷亡和損失巨大,都令人疑惑政府花在基建的資源是否足夠。當然還有更令人神傷的是沿馬尼拉港林立的貧民區Tondo,肉眼可見其衛生情況惡劣程度,卻不過與大商廈僅半小時路程之遙……

上述問題,當然要歸咎於早前在本專欄談及美國當年扶助豪強當政、縱容貪腐的禍根,也要歸咎於政府在六十年代初開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發展計劃:解除商貿管制令本土經濟和農業大受打擊再難翻身,城鄉發展皆停滯,也令菲國至今長年依賴外債,同時不斷要縮減公共開支、並向海外輸出廉價勞動力。這情況一直延續,九十年代中,政府還推行食水私營化,承辦公司改善水質的承諾不但從未實現,水費漲價也令貧窮家庭雪上加霜;同時更積極推動發電廠的全面私有化,包括解除能源活動的管制、吸引外資,結果令菲國成電費最高的亞洲國家之一,高於日本,電費還會隨通脹變動。上星期一位在內地勞工團體工作的香港朋友便提到,國內著名的「三農學者」李昌平便多次以菲律賓的教訓痛陳中國的農村政策,引人深思。

12.10(下)

昨天提到內地「三農學者」李昌平的觀點,他對於中共近年的所謂「農業現代化」痛陳其非,並以菲律賓為反面教材,同時以日、韓、台的正面經驗作比較。要知道菲律賓在30年代曾經是亞洲現代化的領頭羊,與日本共駕齊驅,那時候是亞洲國家反過來輸出外勞到菲國。可悲是菲國成為了美帝、跨國企業與國內資本家及利益集團的「後花園」,大量農民失地破產,被迫湧入城市,農業生產停滯,加上種種殖民與封建而遺留下來的政治條件,促使了國內延續至今的社會矛盾(實也預視了隨後拉丁美洲的相似命運)。李認為,關鍵在於現代化過程中,如何規劃和協調農業與農村的同步改革。而同時,倒是日韓台造就了經濟成功,令人感歎。菲國統治精英在60年代亦明白現代化的慘痛代價,重組土地改革,遺憾在腐敗混亂的政治體制下,成效畢竟有限。

昨天提到菲國長年依賴外債,至今仍然受跨國組織與企業所掣肘;自7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擴張,迫使了菲國進一步縮減本國糧食局的職能,以達致所謂「解除管制」、「自由化」之目的;90年代菲國加入世貿後,更進一步受種種「自由貿易協定」影響……這一連串的發展惡果,大家應該已可簡單推理。菲國本來的稻米既自給自足,並能輸出國外,卻在90年代慘成進口國;本來相對自主的農業用地,也淪為跨國資本的生產線,令菲國更難保障本國的糧食供給安全。農民慘況自不用說,平民百姓也因商家壟斷操控價格而受害;再加上近十年的氣候危機,對農業、漁業收成與生產造成更大打擊。

這一切非與我們無關,畢竟除卻消費倫理,糧食價格對香港這類進口港也構成直接影響;而「祖國」現時的發展模式,也須參考種種鄰近地區經驗而作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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