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副刊:我的政治哲學


(原文題為「五區公投,回顧與感言:我的理想主義註腳」,輯錄於《80前後:超越社運、論述與世代的想像》一書中,現經由明報副刊世紀版編輯刊出)
文︰周澄
編輯︰黃靜
《明報》.世紀,201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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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澄,中大文化研究系畢業生、「大專2012」成員,現於菲律賓一非政府組織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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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五區公投落幕後,有段時間我很想逼著自己寫點甚麼,紀錄也好、回應也好,聊作安慰。但終究沒有下筆,因為在紛擾以外,一直找不到一個完整的註腳。我告訴自己,有些事情不能急,流於自辯和口號,於誰亦無益。而大半年後的今日,我身在外地工作,份外體會持續對話與分享的重要性。
感謝《80前後》編輯的邀稿,讓我這篇理論與分析欠奉的喃喃自語,有機會在相關的討論裏,留下點點痕跡。
柴娃娃的理想主義?
記得二○○九年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建議甫在媒體公開後,在我的學生組織小圈子裏迅即引起一場小爭論。那時的爭論其實都離不開對成效的估量;至於想到參與,那已經翌年初的事。那時候,公投搞手與民間社會都在醞釀如何促成是次公投、如何藉着公投進一步凝聚和帶動「反高鐵」後的能量,有人提議學生組織代表組「B隊」,有人提議民間不同界別組聯盟參選各自發聲……神推鬼撞之下,就促成了我和數位在學生組織的同伴開始討論成事的可能性與計劃,柴娃娃正式上路。
整個參與,幾乎隨時也被套以俗套「理想主義」想像:普遍人認定長篇大論的「大專2012」參選宣言(2010)是文宣毒藥,裏面提及的加稅加公共開支、質疑「香港故事」甚至以政策視野批判來為中港家庭說理也委實太過「異端」,但我相信既然要讓明星化的議會選舉成就為「變相公投」,就不能假設群眾都抗拒論述思考,况且我們有節錄版呀;又有人說爭取普選廢除功能組別扯到「再殖民」或「新自由主義」實在太深奧難明,但我相信「常識」也不是第一天就成為「常識」,爭取普羅大眾的理解和認同不等於我們繼續抱擁既有的選舉文化,是術語窒礙思考還是空泛口號窒礙思考呢?况且盲目追求淺白,不啻是殖民主義留下來的文化習性,要知道這種習性非但限制了知識生產,也助長了種種迷思的流通與鞏固,幾近反智……
但說到底,理想主義又如何呢?也許這詞跟「激進」一樣都被污名化為「沒有情由的青春反叛」或「革命空想」太久了,大家都忘了「理想主義」的核心在於立足對土地與人民的關懷,去質疑體制與主流價值、想像社會與世界的另類可能性,沒有「理想主義」,一代又一代的文化新潮和知識革命根本不可能發生。而最關鍵的正是:只有理想主義,才能對抗我城暮氣沉沉的議會選舉模式所預設的工具理性(寸土必爭、議席首要)和集體犬儒(每四年一度的投大佬等於投民主)與「中產民主」的修辭與邏輯(爭取普選、反對中共在任何時候都是群眾運動的最大綱領,沒民主就沒民生……),在鬱悶之中召喚對「民主」和「民主運動」應當如何如何的構想?
當然,愚等實在不敢輕言自己是「理想主義」的代表,而這也非我們本願;畢竟我們的位置其實相當尷尬,大概傳統民主派支持者嫌我們太過聒噪不夠成熟,左翼分子嫌我們太過「改良」不夠基進階級分析,社運人士嫌我們太過以選舉模式搞選舉缺乏新意,自由市場信徒覺得我們天真盲動兼不懂經濟……
新民主運動,應該新在哪裏?
都沒所謂。退後一萬步,我們不為議席,不須妄想「各方通吃」,只管走自己的路。我們也是時候放下那些「我們應該怎樣怎樣」的教條(比如說為甚麼彷彿只有依仗六四死難者或中國異見人士的道德光環才能思考民主運動的「傳承」?也只是間接地說明了香港的抗爭經驗裏除了七一五十萬人遊行或許只有六四才算「可歌可泣」──這不正是一種幻想時代責任降於己身的自我救贖的夢囈?不正是一種試圖吸納其他聲音和文化實踐的大歷史敘述?),放棄那些「中英談判、前途問題」、「97回歸」、「0371」這些時間定格(事實上是次政改方案的通過正正告訴我們: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過渡」),重新建構一個跨越不同界別與地域的文化空間,讓更多的歷史經驗和思想資源得以交流和對話,讓「本土」照見「世界」──而這,不是別的,正是我認為所謂「第二代香港人」所必須承擔的最大缺失;他們沒做好也沒有創造條件讓下一代做好這任務。
再說下去,我唯一想下的註腳是:我希望重新審視七十年代的理想主義果實。我一直認為,七十年代的青年運動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與回顧,也沒有被放置在更大的歷史與文化環境中加以省思。而當中,我特別受托派的實踐與經驗所觸動,原因是沒有甚麼比他們的挫敗經驗,能夠更真實的說明那個時代的思想困境,更真實的體現羅永生論文念茲在茲、八十年代以降的「虛擬自由主義」殖民政治遺產究竟怎樣埋葬了曾經出現的基進可能……無論是超克「本土民主vs.親中建制」、「中國∕香港」的二元框架,以至去殖民、「國際主義」、後冷戰東亞經驗的思考。當然某程度上這是「得個講字」,這一度是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最後因五區公投所帶來的心力透支而未竟完成,可謂我大學生涯的最大遺憾。
回想當天我們面對的似是而非的「民主成份論」、所謂「現實/激進」的路線分歧,不也就是這種冷戰思維下的修辭產物?當天政黨領袖以「我們自八十年代開始爭取乜乜乜」來試圖說服市民他們始終如一、其決定並無違背大眾授權與程序公義,不也就是這種議會導向的民主運動敘述倒過來為脫離群眾開脫的荒謬體現?當年「裏應外合論」的失敗教曉了我們甚麼?這樣看來,五區公投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整個運動要挑戰的非但是中央、特區政府與資本家的聯盟,還有我城廿多年來所相信的「民主」及其附帶的集體慣性。百分之十七的投票率當然怎也不能說是成功,而五區公投現實上也確實沒成就它祭出來的「新民主運動」口號,因為去中心化、由下而上的多元組織從沒出現,它作為一場選舉的性質無人改變。但假如過後群眾仍要將為這運動下結論的權利拱手交予幾個一直混淆公共發言位置與學者身份的論者自我預言地把五區公投定性為失敗,甚或牽扯到對所謂「青年激進化」等言不及義的焦慮投射,我想才是五區公投運動最大的失敗。
從「不可能」中思考可能
五區公投也好,我心目中的七十年代也好,我心中的信念非常簡單:我們不能對現實無所覺識,卻必得同時相信那些縱或無法實現的,從不可能裏尋找可能。希望著那無所希望的,致能清醒,致能慈悲。我們都是從「他人」思考「自己」,從「沒有」去思考「有」,從不自由裏思考自由的。好像我們從八九年的血的洗禮中,明白我們到底都不會選擇為著這土地失去自由和生命,而這無關對錯與付出多寡;好像我們從東亞民主化的經驗裏,明白我們苦等廿年民主其實都是出在問錯了問題;好像我們突然意識到,我們一直認同的香港文化,原來都不過只是種種歷史的偶然湊合,到頭來其實我們對於要言說這城市都會啞口詞窮,卻又因此明白這才是我們對這家園的綿密情感所在。如果,上世紀的革命血淚讓我們明白盼望社會變革藉由某種外在力量一蹴可即有多麼危險。回頭不是岸,我們無法倒頭來甘願相信世界沒有別的可能。是的,有可能我有生之年都看不到香港有民主普選,功能組別大概真的千秋萬世;卻正如台灣人民也未必看到自己的土地終於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中國人民也看不到一黨專政以外的形式得以實現,東亞也看不到達至和解的可能;英特納雄耐爾,也應該不會實現……卻唯其如此,我們才是更真實地在這個無所希望中存在著、掙扎著,書寫著我們的歷史。「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時代不在我們開始,也不在我們終結。
報名參加五區公投後幾天,嫲嫲急病離世,令我反思良久,到底我們在談怎樣的「歷史」。她所認為的社會應有的模樣,跟我所認為的應該很不同,但我相信,她走過國破家亡的動盪,來到這裏最後落地生根,她所盼望的,必然與尊嚴同義。這因此不再是一場單純針對國家機器和資本暴力的抗爭;而是我們如何揭開那些定義與修辭的偽中立面紗,重新表述我們對社會與生活的想像,如何重建我們的集體文化尊嚴。
五區公投畢竟只是一個過場,我一直在想的,畢竟是其他……也慶幸是其他。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就像一個剛學會一種新語言的人總是要把它翻譯成本國語言一樣;只有當他能夠不必在心裏把新語言翻譯成本國語言,當他能夠忘掉本國語言來運用新語言的時候,他才算領會了新語言的精神,才算是運用自如。」
──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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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80前後:超越社運、論述與世代的想像》
編者︰黃培烽、許煜
作者︰鄒崇銘、韓江雪、林輝、李祖喬等
出版︰圓桌精英
簡介:「80後」是2010年的「風雲人物」,從菜園村、反高鐵、政改,甚至是娛樂圈都有80後。但誰是80後?80後代表甚麼?本書包括鄒崇銘、韓江雪、林輝、李祖喬、黃宇軒、沈旭暉、許煜、朱凱迪、周澄和董啟章等80前後的作者,以社會運動、抗爭和世代之爭等不同角度探討80後及超越80後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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