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小販勝利的啟示


4.14

小販管理隊短時間內多次檢控自力更生的雞蛋仔伯伯,其欺善怕惡之嫌,不但令在場街坊不滿,消息報道後更引致全城憤慨,很明顯是因為同類事件發生不止一次。日曬雨淋又要面對檢控風險,小販在劣勢仍卑微地奮力求存,更加凸顯國家機器的強橫無情,難怪有人說,當年台灣二二八事件和最近的茉莉花革命都是由被欺壓的小販燃起燎原之火,香港不知會否重演。去年一持合法牌照的中環雪糕小販被無理檢控,也引來裁判官質疑署方做法之餘,還表態支持當事人,新聞令人動容。而且,根據《信報》報道,無牌小販人數一直下跌,現只有不足二千人,相對小販管理隊每年近8億開支和逾二千人的編制,難免令人質疑公帑誤投和僵化守則是個別弱勢小販屢遭針對的原因。

管理隊人員也是打工,毋須針對他們。道理顯淺,梁文道曾說問題根源在於小販「錯在沒有租舖」,違背了香港地產霸權的邏輯;所以周一嶽就算同情也要說協助吳伯能在街舖營生。其實如果政府善用發牌制度,名副其實地「管理」,甚麼衛生和安全問題根本可以靈活解決,甚至能造就旅遊景點。文化評論人馬國明曾提到沒收貨物和生財工具最不合理,資本主義法律精神明明保障私產,汽車亂泊阻街難道又沒收麼?

去年10月,由於印度首都市政府為配合體育盛事而準備整肅小販,全國街頭小販聯合會抗爭至法庭,最後印度最高法院竟然裁決,「禁止政府基於行政決策剝奪街頭小販誠實經營的權利」,還促請政府立法保障小販。這場勝利,在同樣是發展中國家龍頭的中國引起了不少媒體關注,特別是針對惡名昭著的城管。社會和政治環境不同,印度小販的例子雖未必能直接搬至香港,卻或能帶來鼓舞和啟示:除卻人情和行政考慮,又能否回到人權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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