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東方化」,又如何?


9.1

上星期去看了《雪花秘扇》。不少人對導演王穎嗤之以鼻,認為不外是海外華人販賣東方奇情迎合西方觀眾,無非是想拍女同志,又要故作文藝云云。這一類觀感亦廣見於網上評論。

以戲論戲,這電影確實算不上好。先不論那些情節上的缺陷,就是19世紀湖南省鄉村人人都說標準普通話已經夠離奇。全智賢全片都說中英文對白,魅力不減,卻多少有點浪費了她。但吸引我入場的畢竟是貫穿古今兩條故事線的「女書」。「女書」是一種流傳於婦女之間的神秘文字,字體纖柔秀麗如花紋,起源於湖南省某鄉縣,但起源的過程與確實時間已不可考。由於大部分「女書」的製品都會在婦女死後陪葬,加上文革時遭受到破壞,現存的「女書」不但數量少,仍會讀寫的人更少,這瀕臨滅絕、「被壓迫者」的文字因而吸引了很多海外學者。

以前也曾有港產片拍過類似電影中「老同」的情感關係,當中的盟誓與關愛確有動人之處。現代上海的一段,敘事充滿上一代海外華人的情懷:在擁抱現代城市價值的同時,編導對被拆毀的老上海建築、人與人之間不問得失的情誼,投以緬懷的目光;因此才要回到歷史中重尋慰藉心靈的力量。

評論倒是其次,其實回到我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更加有趣。我記得兩大中國「第五代」導演張藝謀和陳凱歌紅遍世界的當年,這類「自我東方化」的批評更為激烈,尤見於台灣的文化圈子。但張陳高峰時期的作品,大家都承認很好看,陳氏更一直影響我甚深。因此問題來了:如果「自我東方化」意圖到底無從論證,我們如何當一個寬容的觀眾,同時又保有對這種商業位置、敘事與形式的敏感?如果命題是意識層面的「政治不正確」,是要追求正確,還是追求真誠又具反省的創作態度?藝術創作與文化評論之間的界線,要如何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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