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敵國的道德勇氣


6.14

Is privacy dead? (美國有網民上載1970年一期《Newsweek》封面,題為「私隱已死?」,相當應景。)

斯諾登藏身香港,前路未卜,隻身與國家為敵,勇氣之大,是我們無法想像的。他選擇香港,也一定是經過多番考慮的決定。偏偏卻有網民嘲諷他竟相信香港法治制度,甚至質疑他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機密不當,因為監控是為了保障平民安危云云,令人慨歎。

斯諾登到底是英雄還是好心做壞事,在美國本土亦有爭議,討論卻深入得多。從法理角度,關鍵是奧巴馬政府援引的《愛國法》第215條,與憲法第4修正案中保障公民私隱權的條文有沒有抵觸。

第215條容許情報機關作全面秘密搜查,前提是搜查必須與反恐偵查工作有關。美國著名法律學者Jeffrey Rosen撰文指,奧巴馬一直強調大型監控合法,卻拒絕公開相關的機密備忘文件,公眾無從知悉國家安全局的全面監控本身究竟有沒有合理理由、是否真的與反恐相關,令法理討論無法進行。正如很多評論所指,問題因此不只是合法與否,而是到底這種全方位剝奪公眾私隱權的監控是否make sense?現時美國到底面對著多大程度的國防威脅,需要用上大眾所有日常活動資訊來有效反恐?Rosen在電視議政節目「The Colbert Report」上進一步指出,在無從知曉全面監控是否有效的情況下,公眾無法判斷犧牲私隱權是否必要,而且,這種data mining程式的設計是否不能同時保障國安與大眾私隱?privacy與security是否必然對立?

《1984》對極權社會的詰問,已逾六十年。大半個世紀以後,這種全方位監控卻伴隨著新興科技的發展愈趨無孔不入,這是進步抑或倒退?斯諾登在訪問中,詳盡解釋了他決定告密是因為親身見證過國防訓練與情報人員手段如何有違倫理;那些笑他太天真太傻的港人,可會細想這種為公理甘願以身犯險的道德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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