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現場〉從內羅畢到三寶顏:恐怖主義與「另一個文明」的衝突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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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肯亞,就爆出內羅畢商場恐襲事件,逾百平民死傷,不少朋友紛紛私訊問及安危。對不少港人來說,這個以人類起源、野生動物與自然景觀聞名的遊客勝地,素來跟恐怖活動沾不上邊。我立時想起的竟是菲律賓南部港口城市三寶顏(Zamboanga)的人質危機──在世界的另一端,這場同樣以伊斯蘭之名發動的武裝衝突迄今已持續廿日,已造成近數百人死傷,十萬人離開家園,全城宵禁、經濟活動癱瘓,卻至今未有能平息。

齊澤克(Slavoj Zizek)於911五周年在《衞報》寫道,如果1989年柏林圍牆的倒下象徵了政治烏托邦想像及如福山筆下的歷史的終結,那麼911最大的歷史意義,大概就是象徵美國式自由民主與全球資本主義同樣面臨有如當日圍牆倒下的危機,逼使人們回到「真實的歷史」──一個圍牆四起,處處是新型種族隔離與國家權力能合法地侵權的時代。

他續說,布殊在911後迅即宣佈美國進入「戰爭狀態」,問題是大部份人生活如常,甚麼也沒有發生。和平與戰爭狀態的界限不再清楚。我們反覆被提醒葬身於世貿那三千名無辜死難者,反恐戰數年下來死於無人機空襲的平民婦孺,卻鮮有在媒體影像中出現。911恐怕沒有真的儆醒我們該如何理解那來自「另一個文明」的衝突,而是讓我們始終相信,那不過是「那裡」和「他們」的命運。大概正因為北非、尼日利亞和索馬里等國是美國全球反恐的下一個主要戰場,三寶顏危機注定被遺忘。

肯亞商場恐襲背後

索馬里激進武裝組織「伊斯蘭青年黨」(al-Shabaab)自90年代崛起,現已正式被視為阿爾蓋達的索馬里分支。此前,「青年黨」亦曾於2010年在烏干達首都坎帕拉進行炸彈襲擊,並同時跟尼日利亞恐怖組織「博科聖地」及阿爾基達的北非支部關係密切,今次於肯亞首都發動恐襲,表面理由是報復肯亞政府於前年開始在邊境駐軍打擊「青年黨」、介入索馬里內戰。

駐肯亞媒體人Simon Allison卻指出,相對烏干達支持索馬里中央政府的軍事介入獲國際認可,肯亞政府卻志不在重整鄰國穩定,而是透過打擊「青年黨」在南部的勢力,令兩國邊境一帶變相成為緩衝區域,保障肯亞的旅遊、漁業等經濟活動不受威脅。事實上,透過與索馬里南部政府合作,肯亞政府正與索馬里中央政府爭取該區管轄權。

換言之,肯亞軍事行動已超出自衛性質,倒是使國民陷入恐慌,報復行動連帶也令國內的索馬里難民受仇視打壓,其理由與效果仍有商榷空間;更有評論認為,正值肯亞總統涉在2007年大選的反人類罪行接受國際刑事法庭審訊,是次恐襲無疑是為身陷全國醜聞的管治班子提供了絕佳的機遇。

索馬里,在海盜與恐怖份子橫行以前

而自從索馬里因海盜與恐怖份子猖獗被冠惡名,世人也沒再提起這個國家多災多難的歷史前因:非洲國家脫殖獨立後的國界問題與1969年政變後的冷戰角力,是索馬里與當時受英美控制的鄰國(包括埃塞俄比亞與肯亞)關係緊張的主因;到1991年,索馬里再發生武裝政變,陷入政治真空,美國乘勢以人道干預為名發動軍事入侵。但不久美軍敗走、聯合國亦相繼撤離,明顯,讓索馬里維持政治真空較符合西方國家的戰略考慮;海盜橫行既是無政府狀態的一個後果,也反過來成了西方國家擴大印度洋軍事勢力的理由。

2000年,索馬里過渡政府成立,當時不獲美方承認,後911局勢卻成了轉捩點:06年,部份在政變後承擔起地區職能的伊斯蘭地方法庭組織起名為「伊斯蘭法庭聯盟」(Islamic Courts Union)的武裝力量,成為過渡政府面對的最大反對勢力,美國眼見伊斯蘭政治力量的擴張與制度化,轉而支持過渡政府,「伊斯蘭法庭聯盟」在同年年底被美軍與埃塞俄比亞軍隊擊敗後分裂,其中一個激進分支就是「青年黨」。到了09年,不少具過渡政府背景的領導人順利在美國支持下成功勝出選舉執政。

視而不見的三寶顏危機

三寶顏危機與菲律賓南部長年的武裝衝突,本來同樣是源於殖民主義與文化差異的世代矛盾:國境劃界與主權爭議、殖民治下的貧窮與資源掠奪、執政者的鐵腕制衡,到底才是極端主義的溫床。

武裝反對力量的分裂、美國的全球反恐部署和資源開發利益,也促成了現時南部的政治亂局,今年二月蘇祿軍入侵馬來西亞沙巴邊境「索土」已是當地激進組織有心阻礙和談進程的明證。原教旨恐怖活動與社會動盪,呈現的不過是伊斯蘭世界長年掙扎的一個側影,假如我們看到主流媒體告訴我們的歷史以外的深沉,從東非到東南亞島國,都不難發現相近的脈絡。

原教旨主義 VS 美式民主?

齊澤克於911翌年寫成的論文集《歡迎光臨真實荒漠》的導論裡如此道:「我們『感到自由』,因為我們缺乏真正說出我們不自由的語言。(…)今天所有我們用來表明現在的衝突狀況的主要術語(包栝『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民主與自由』、『人權』等等)都是虛假的術語,它們迷惑我們對局勢的認知,阻礙我們思考當前的狀況。在這一精確的意義上,我們的『自由』本身掩蓋和支持了我們那更深層的不自由狀況。

月前上映的電影《我不是拉登》(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就由詰問甚麼是「fundamentalist」出發,呈現所謂對話的艱難與任重道遠,恰恰呼應這種在原教旨主義與美國式「自由民主」對立當前的「不自由選擇」──編導苦心借主角Changez的身份尋覓之旅,寄寓在世者的使命,與伊斯蘭世界的願景:不受仇恨所惑的自強、尊嚴與和平。

來到戲末,觀者方才自覺,我們不過都站在那個中情局線人的位置,旁觀他人苦難,自以為懂得正義,質問他人為何不為那三千無辜死難者悲慟。但恐怖主義之所以如此頑強,那大概是因為對我們來說,那畢竟還是「那裡」和「他們」的命運,「甚麼也沒有發生」。可歎的是,「青年黨」在內羅畢發動恐襲的當天,恰恰正是一年一度的「國際和平日」。

從內羅畢到三寶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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