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令讀物〉強颱「海燕」 天災定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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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3-11-24)

看《末世列車》優先場當晚,是超級颱風「海燕」吹襲菲律賓中部過後的第二天。劇情設定在十七年後的未來,開場白交代試圖逆轉全球暖化的實驗失敗,令地球陷入冰河時期,物種自此消失,剩下一架載著倖存者的「方舟」列車,在末世環迴行進。寒天白雪,蒼茫淒絕,家國山河的輪廓,卻歷歷可辨。銀幕上的末世寓言舉重若輕,真實世界裡的認知落差,畢竟要比戲劇情節更加超現實。我想起菲律賓氣候談判首席代表薩諾(Yeb Sano)上周一在波蘭華沙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上舉世動容的哽咽陳詞,席間他呼籲那些氣候懷疑論者離開安逸的象牙塔與冷氣房,看看全球島國和主要流域如何面對水位上升、非洲內陸的反常大旱如何加劇資源緊張,大型風災如何肆虐全球多國。我認同,卻也因而心虛--薩諾發言之時,其親兄弟正在國內重災區塔克洛班市參與前線救援;我在宿霧市的朋友安然無恙,卻已無家可歸。

薩諾的發言,適時地重啟了極端氣候現象加劇是否直接肇因於全球暖化的長年科學論爭。今年九月,全球「跨政府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發佈專家研究報告,一鎚定音地確立人為活動是全球升溫的主因,素來唱反調的發達國保守懷疑論聲勢不復浩大。英國《衛報》專文則引述多個國際專家指出,雖然要確立暖化致整體氣候反常一說仍須深入量性研究,但科學界已普遍認同全球暖化趨勢將刺激大型風災吹襲的頻率,各國不論貧富,都將難再獨善其身。有專家亦表示,換作是發達城市,恐怕也難以應付與「海燕」同等級數的超級颱風。

減排分貧富 缺實際行動

氣候談判起落十多年,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實質行動,至今仍是乏善可陳。《末世列車》裡發達國家力排窮國眾議、試圖以大型實驗逆轉全球暖化終令文明毀滅的劇情設定,確有兩重現實寫照。以人為方式干預自然平衡固然狂妄,卻非天馬行空,而與近年名為「地球工程」西方尖端科研範疇近似。而發達國家凌駕窮國共識的側寫,也如實反映整個氣候談判的現實困局。時間推回1997年開始商議、2005年起生效的《京都協議書》,協議訂明各個先進國的減排標準,同時由於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與排放量遠較先進國低,因而改為規定發展中國家只須上報碳排量和在國內制訂長遠的氣候政策,是為「普遍但有所區分的責任」原則。據說,當時以巴西為首的發展中國家一度建議在協議中加入相關條文,要求向無法在指定時限內實現減排目標的先進國家徵費,徵費再以基金形式,投資發展中國家發展再生能源等減排項目。從談判到生效期間,美國歷經了保守派上場的政黨輪替,但克林頓與布殊主政與否,對美國在氣候談判上的姿態並無差別,成立基金的建議當時終獲否決,取而代之的是所謂「市場模式」的抬頭--最為人所知的,就是牽涉買賣碳排配額與交易「減量權證」的「清潔發展機制」(CDM)形式。

現時,菲律賓國內不少以CDM名義獲地方政府與企業資助的「再生能源」項目,大多被批評為缺乏實效、甚至巧立名目的商業活動,例如民間質疑大量獲資助的轉化堆填區沼氣作能源項目刺激有機廢物的堆填「供應」,其實有違可持續廢物管理的原則;收集沼氣過程如處理不善,將排放更多溫室氣體,同時亦會對鄰近農地與民居造成污染。CDM形式容許發達國購買減量權證抵償國內碳排,反映所謂「碳金融」並不旨在促進減排,而是如何容讓發達國家與企業以資金與技術優勢造就「污染權」,以及帶動市場中間人圖利。全球減排的成效,可想而知。8年已矣,早前今薩諾在談判期間發動絕食,正是要求發達國家履行承諾注資「綠色行動基金」支援發展中國家。當年談基金,今天也還在談基金,可見多少彎路迂迴?

救災的政治修辭背後

風災過後,香港政府表示暫擱下人質事件爭議,撥款捐助菲律賓的人道救援,一度引起坊間熱議,質疑菲律賓的多災多難與貪腐政制不無關係。事實上,當地報導塔克洛班市長指是次風災級數遠超一般颱風,批評當局事前低估風災規模與預警不足致全市幾乎盡毀,總統阿基諾三世唱淡死傷數字與卸責態度也引來當地不滿;而數月前,菲國更爆出國會議員虧空公共福利基金的全國醜聞,反對向政府捐款的想法,不難理解。

Cultures of Disaster: Society and Natural Hazard in the Philippines「人道主義精神」表面看來確是無可斟酌的理由,港人在災難面前伸出援手,當然亦是出於善心的義舉。然而,曾著有《Cultures of Disaster: Society and Natural Hazard in the Philippines》的美國學者Greg Bankoff提醒我們,大部份有關災難救援的政治修辭其實都與殖民時代與冷戰而降的「發展」話語離不開。他認為當地執政權力固然有動機去把「災難」簡化成去政治化的不可抗力,然而發達國家往往把災禍程度與當地發展劃上等號亦不符實。

Bankoff回顧始自殖民時代的發展援助在冷戰期間的角色轉變,八九十年代則被歐美外資與私有化浪潮取而代之(其現實分析與Naomi Klein筆下的「災難經濟」有微妙呼應),提醒讀者不少以扶貧為名的「侵略性發展」(aggressive development),如跨國企業投資的水壩發電工程、採礦和重工業等,對窮國當地人的影響往往尤甚於「自然災難」,甚至反過來加劇天災為當地帶來的風險。最好的例子,就是菲律賓民間倡議組織「Freedom from Debt Coalition」對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在風災後向政府提供大額借貸的回應。過去二十年,包括菲律賓在內的全球發展中國家無不批評這類大額借貸迫使政府削減公共開支、私營化與開放市場,恰恰正是阻礙當地扶貧發展與改善基建的主因。同時,世界銀行為首國際金融機構持續在發展中國家資助大型能源項目,有份加劇全球暖化。

「災難民族」警示人道承擔

Bankoff的歷史考究,同時強調菲律賓人對自然災難的應變能力,向來植根於歷史傳承下來的集體生活文化,比如他指出菲律賓國內不少在17世紀打後落成的西班牙殖民建築,所採納的避震設計其實就源自當地人的傳統智慧;又例如農地多種耕作的模式多年以來被西方學者誤解為封建慣習和低效率的體現,其實卻是當地人著力減少收成損失、保障糧食供給的方法。數百年來的頻仍天災,亦模塑了菲律賓人世代同舟共濟的鄰里互助精神、長年面對生死不可知所鑄就的勇敢與樂天知命的民族性格,這對我等一眾活在末世惶惶不可終日的現代人而言,反過來或有另一番啟示。

但正如薩諾所言,重創菲律賓的「海燕」已經超乎尋常天災,而是人禍。要全年溫室排放量僅佔全球總量1%的菲律賓等一眾窮國去承受發達國家長年污染的惡果,關乎的,就是公義。我不反對特首撥款捐助菲律賓解困,但問題是,假如我們的政府在慷市民之慨過後,繼續一意孤行去大興土木、不去管制商界節能,這又豈是人道承擔?假如我們繼續把問題歸咎於別國的貧窮,我們到底學到了甚麼

強颱海燕 天災定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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