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水壩屬「全輸」,發展軌跡能否逆轉?


刊於《JET》四月號

jet ap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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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年前,筆者曾深入馬來西亞砂勞越內陸,採訪當地原住民的反水壩抗爭。他們世代依靠婆羅州的樹林和河流生活,但所謂傳統家園與生活方式,早在70年代起已隨著州政府大肆伐木、開發油棕園而逐漸散迭。他們的困境,側影這片跟亞馬遜齊名的古老東方雨林在所謂現代化步伐當前的命運--近年,當地州政府更以發展「再生能源」為名,大舉建設水壩項目,目標是在2020年前在全州興建十二座水壩。筆者當時採訪的峇南內陸,就是整個計劃的第四座選址。執筆之際,大批原住民仍然在工程範圍外紮營抗議,有國際組織相繼奔走,試圖以血肉之軀頑抗推土巨獸。

當時為了整個專題,詳細地整理了關於興建水壩的討論:從本土層面,大型水壩項目其實是當地執政者與土豪權貴中飽私囊掠奪財富的手法;工程須截流蓄水,對周邊的物種生存將帶來威脅,也須迫遷成千上萬的原住民,不少原住民事前根本對此亳不知情。事實上,在首兩座大壩項目被重新安置的原住民,大多失去固有生計,面對貧窮與失業的困境,而州政府答允的賠償也未能兌現。大多原住民甚至處於「無證」的弱勢處境,連基本公民權利也未能享有,再加上內陸交通不便與資訊的不平等,要捍衛自身權益更是難上加難。而在全球層面,世界銀行面對世界社會的壓力,在90年代一度停止資助興建大型水力發電項目,但不過十年,全球氣候變化促使更多國際投資者和政府將水力發電項目重新包裝成「清潔」、「廉宜」的「再生能源」,大型水壩再度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源源商機--這次不同的是,中國成了最重要的推手,投資足跡遍及東南亞、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甚麼社會壓力、國際標準和守則,統統再不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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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大型水力發電項目的利弊,就延伸三個層面的討論:水壩輸電是否真正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是其一,其二是截流往往影響流域範圍多個國家,單是誰的發展為了給誰的利益又犧牲了誰,本身已是複雜的地緣政治難題,緬甸密松水壩擱置一例就是絕佳個案;從能源供應的規模去思考怎樣的發展模式,則是其三。

最近,牛津大學有研究單位在國際期刊《Energy Policy》發表論文,其中審視了1934年至2007年間全球65個國家共245個大型水壩項目(作者在選定研究對象時就「大型水壩」有詳細定義,包括水壩工程高度與容量),發現這些水壩項目平均超支96%,即近一倍,完工時間平均亦比預期長逾兩年,從經濟效益角度已不可取。加上大部份水壩項目的投資來自借貸與國家基建開支,發展項目失利的後果,對國家經濟影響重大。巴西和中國這兩大「金磚」新興經濟體尚算付得起風險,但試想像那些本來已經欠債累累、發展滯後的非洲國家,假如項目失敗了,本來賴以維生的土地又沒了,後果最終由誰來承擔?

現時,全球超過九成的再生能源供應皆來自水力發電,但該研究亦確認了很多環團歷來反駁「水力發電勝燃煤」的論據:大型水壩本身並非「carbon neutral」,工程須用上的石屎本身留下的碳足跡已經難以想像,還有蓄水造成大量植物沉積致排放沼氣,一樣加劇全球暖化。此外,亦有環團指出,由於氣候規律越趨反常,降雨量更難準確預測,事實上增加了水壩的持續性風險。當然,支持者認為興建水壩帶動就業和刺激發展,水庫亦能有助當地的水資源管理,是否符合效益是管治問題……來到最後,還是回到港人最熟悉的「發展 vs 保育」偽命題上。

但該研究強調,他們沒有反對水力發電的技術本身,只是認為供應模式集中的大型水壩從實證上不符效益原則。筆者想起採訪期間,留意到砂勞越有當地人組成的義工團,他們是一群關注原住民的另類大馬城市人,自發走去最與世隔絕的內陸鄉郊,為無水無電的原住民家庭安裝微型水力發電裝置,為他們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特別是供孩子讀書照明之用。筆者當時問過核心成員,他們說所需的資金全靠募捐,事實上,這些裝置成本非常低,只是州政府寧願耗資千億毀他人家園,也從不思考如何真正從社區的需要出發、如何把能源用得其所之餘又能減低環境與社會影響。其實就正如當年反高鐵示威,從沒有人說反對發展,有民間智庫甚至為政府設計了另類方案希望締造雙贏。但當然,世上從沒有真正的「雙贏」--因為有權制訂遊戲規則的人,永遠都只希望自己一直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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