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環保」換一個名字


刊於《JET》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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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 HK)找陳奕迅宣傳「Earth Hour」熄燈行動,竟釀成網民惡搞改圖的公關災難,主因並非那令人訕笑的拙劣「key圖」,而是那個乘客寥寥可數的地鐵車廂。從節能與減排角度,鼓勵大眾使用公共運輸系統當然是全球大勢,但負責構思的傳訊團隊卻沒有想到這個時勢呼籲大眾多搭地鐵是如此脫離民情--去隨隨問問一個小市民,幾乎人人都抱怨自由行(以及水貨客)已令地鐵多條線路長期擠逼為患,抱怨港鐵年年加價卻不時鬧故障,但他們還是每天搭地鐵,因為沒有人有太多的luxury說不。熄燈行動本來已予人「gimmick行先」的感覺,如今叫人為環保而多搭地鐵的訊息,反過來加深了很多人對綠色實踐的固有印象,那就是只談花草樹木、不談現實政治的離地中產式消費。

WWF HK Eason Chan

我沒有加入惡搞恥笑行列,卻深覺這是一個值得反思的案例。環保運動之所以在香港不成氣候,主因也許就是:對崇尚務實的港人來說,實質行動願景至為重要。不停疾呼「人類/地球將亡」的悲觀宿命主義,或是一味放大個體實踐的烏托邦想像,都說服不了習慣與石屎森林共存亡的城市人,那些遠在天邊的瀕危猩猩與北極熊重要得教我們改變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連擔憂下一代的教育、居住與發展也顧不來,人類文明乃至我城沉沒畢竟是集體共業,要來也避不了。某程度上,你很難叫這做犬儒,這是語境的限制。正如反高鐵談是的村民被逼遷、僅有農業被趕絕、推土機式發展向地產商利益傾斜,反核談的是令人駭然心驚的危機,我們要談環保,就要談人本角度,談我們可以實際做到些甚麼,或者,為「環保」換一個名字--爭取宜居的生活空間、公平地分配與管理的資源、永續而得宜的發展模式的社會運動。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上月發表了第五份氣候變化報告,就指出氣候變化將會增加糧食與水源短缺的風險,從而刺激連帶的社會不穩,假如升溫未能緩解,將會影響全球經濟,幾乎所有政策層面皆環環相扣。然後,又有國際組織發表報告,批評世界銀行過去一年核准的發展項目中,有超過七成未有涵蓋氣候變化的風險評估,近九成則沒有考察項目的潛在排放量,真正涉及支援窮國應對氣候變化的項目少得不成比例。近年,以歐洲國家為首的已發展國家開始討論「綠色增長」(Green Growth)發展框架的可行性,同時強調世界銀行等借貸組織應摒棄過往涉及大量金融中介的化石燃料與水力發電等大型資助項目,改為針對個別國家或地區需要的「去集中化」再生能源發展。香港政府今年談優化兩電燃料組合,正是一個介入有關討論的契機。

當然,宏觀的問題自是由國際專家主理,單是應對方法已涉及大量科學論爭,小市民未必有太切身感受。但這卻不代表一個國家、一個城市、或者一個社區就無力改變全球70億多人的共同命運,也並不代表氣候問題是layman難以掌握的象牙塔科學命題。在東非國家坦桑利亞,當地氣象部門則與國際科研機構「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limate and Society」合作,試圖彙整過往三十年的氣候數據,分析氣候與瘧疾傳播的互動關係,支援當地推動公共衛生、減低疾病及夭折率;有大量團體教育大眾如何自行在社區安裝太陽能與微型水力發電裝置;美國加州城市奧克蘭有一家在2012年成立的非牟利組織「S.o.S Juice」由最初售賣有機蔬果汁與宣傳健康飲食,到後來成功打入社區市場並推動各種社區倡議運動,到今年,創辦人再加下一城,以合作社形式經營餐飲業「Urban Fx」,將本地有機農業、廚餘與糧食公義、社區健康、氣候教育、綠色就業等理念共冶一爐,變成可持續的社區互助經營模式…這些例子在全球比比皆是,在香港亦見不少嶄露頭角的嘗試,能否成功,就很取決於我們的政府與公民社會,如何把這些複雜的問題「還原基本步」,利用切合民情的切入點,思考各樣替化方案的可能。世上畢竟沒有單一價值的政治正確,與其叫香港市民多搭無法不搭的地鐵巴士,不如想想這些理念如何真正走進校園和社區。

為環保換一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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