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哲人致敬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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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天是曾澍基教授的出殯之日。我和幾位年輕朋友,都曾跟曾教授有過一席對談與網上交流,作為晚輩,出席舉殯儀式,自是出於敬意。有份扶靈的親友,有的是家父的大學同學,也有的是社運圈的老前輩,席上則有同代出身的高官、政黨領袖和學者,還有不少門下高足。追思環節,有曾跟曾教授在浸大經濟系共事的退休教授鄧樹雄,他的一番話,至為感動人心。

鄧教授介紹曾教授在研究上的成就,回憶當年曾教授於90年代批評芝加哥學派主導的經濟政策、倡議引入多元產業與競爭政策;他亦稱頌曾教授貫徹關懷社會的學運傳統,如在80年代聯同幾位浸大同僚倡議成立中央公積金,並為此與時任港府經濟顧問討論公開筆戰數回,開創了經濟學者挑戰政府經濟政策的先河。其前瞻洞見與人文關懷,至今日亦不過時,也側影社會討論僅得寸進。鄧教授本人也仍不時評論香港的財政方針,是從事政策研究的我輩一個熟悉的大名。以學術本業貢獻社會,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精神,是一代人的承傳,在這年頭更為珍貴。正如我上周寫,文人有力回天,知識與教育的力量,也許改變一時不得,卻足以逆時代洪流。我家有曾教授當年寫的理論專著,是家父年少時的讀物,也是數年前來到我的手中,發黃的書緣,有著塵封的歷史氣息。

與曾教授對談,緣於我大學時代對70年代學運史的研究興趣,特別是托派與激進思潮。後來畢業後與朋友提起著手整理一些火紅時代的人物訪談,因而拜會了包括曾教授在內的前輩。遺憾是後來大家各有各忙,著書計劃不成,那些對談卻歷歷如繪——那一代人,見證民族意識與西方思潮的交會、風起雲湧的大時代,見證香港最多元開放的公共空間。可惜今日哲人遠去,太多販文者急著要把舊時代粗暴地標籤成歷史負累,而會認真撫今追昔的同代人,卻是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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