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路上的對話與可能


刊於《JET》十一月號

jet nov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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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個月來,只能在倫敦遙遙關注香港的佔領運動。與留英港人組織聲援行動,每次皆一呼百應,不禁懷想這是不是當年海外華人於彼邦見證大時代風起雲湧、團結聲援北京學生的心情。一如以往在旅途上的微小使命,我別上黃絲帶上課,試著跟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解釋香港曠日持久的民主抗命,從一國兩制的承諾,談到千二人的選委會,還有殖民地歷史留下來的legacy;又以台灣為喻,解釋香港的困境。但正如當初沒有人預料過佔中竟會演變成遍地開花、全民自發的運動,也沒有人知道下一步會是甚麼。有人說,應當見好就收,免得激化社會撕裂、失去民意支持;有人憂心忡忡,擔心暴力清場傷及民眾,擔心警方秋後算帳會令學生斷送前途;有人堅持不可撤離,否則功虧一簣;有人則認為策略性撤退只是為了更好地打一場持久的戰爭。我只能說,既然他們選擇了挺身而出,去留與否,也應是市民的自主決定。

20140927_231109 (圖:攝於9月27日,香港駐倫敦經貿辦事處外的聲援集會上)

我曾經跟來自科索沃與巴勒斯坦的朋友,談及主權身份不受認同的困境。但香港的抗命畢竟不容易講──至少我們的法治尚算健全,發達城市的地位多年無損。至少我們沒有認真地想過要脫離中國獨立。我們在爭取甚麼?要求承諾得以落實,要求尊嚴得到體現,可以說卑微得很。我們知道香港的地緣政治籌碼難以與崛起中的世界強國較量,奢望歐美大國介入不過是空想。我跟埃及友人笑說這是我們的「阿拉伯之春」,但我心知來到國際政治操作,那分別不在於誰較貧窮誰更高壓獨裁,而是我們只是一個沒有天然資源又沒有多大戰略地位的港口小城,為了它去動搖經貿與外交利益,不值得。卻也許正因手空無一物、無以寄望他人相助,才有今天的絕地反抗。

當年台灣被逐出聯合國,成為隔岸的「亞細亞孤兒」,在大大小小的國際舞台上皆無以立足。一代人的血淚與經年反抗,造就了歷史的轉型。國民黨政府在解嚴後,積極透過援助與經貿合作,試圖在東南亞與中美洲建立邦交,同時催生了港台問題的觀照與對話。雖然,難說這些外交努力最終有多收效,但這種「走出去」的精神,卻畢竟隱約是個啟示──香港人要丟掉體制內部改革的幻想,那就要有這種敢於冒險的對話嘗試。如今,台灣成為了無數思想開明的陸生留戀讚羨的華人土地,奠定了他們心中的社會楷模。這些陸生,與在香港發起「撐佔中」的內地生一樣,大概比很多香港人更珍視言論自由、制度公義與和平抗爭的價值。爭取他們的認同及團結,與甚麼「大中華」或「本土」的論爭無關,而是現實命題:香港人要促使中共退讓允就普選承諾,長遠不能得不到內地進步民眾的廣泛支持。當然你可能會說,幻想中共會讓步或內地民眾能影響棋局是太天真,但假若如此,整場雨傘革命不也是一場天真的lost cause麼?

如果香港的故事難以言說,那令我們又愛又恨的新加坡,難道不是更ambivalent?獅城的成功故事,不純粹歸功於強人治下的規劃經濟,而是夾縫小國力爭經濟自主的自覺。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今日新加坡是多個全球產業的亞洲總部據點,是亞洲地區的教育樞紐,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少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的管治模範。強人政治打壓異己當然不容粉飾,但新加坡的獨立與成功之路,啟示在於自治自主的經濟條件(如產業政策與能源策略),和區域定位的領導視野。如何從自身位置的認知出發,做到「好的學,不好的不學」,從來都是留給有志投身社會改革的人的普世課題。

而如今中國利用競爭優勢,在東南亞國家大搞剝削式發展工程,又挑動領土及海域主權紛爭,威脅亞洲的和平與穩定,既然面對同一個大國的步步進逼,這些亞洲國家的進步新生代,也應該是港人的對話與連結對象。香港人慣望遠處,但我們從這些國家的政治轉型歷程裡頭能學習到的,也許不會比歐美發達國家少。對話與交流,也是有助省思文化偏見、建立更成熟多元的公民社會的契機。既然這是一場持久的抗戰,就讓我們都有裝備自己持久作戰的智慧與毅力,相信未來終必屬於自己,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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