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令讀物〉南海:從全球秩序重整,到海洋視野的可能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1-3)

文│周澄

(南海爭端是純粹的領土主權紛爭?是中美兩國的角力場?是強國以大欺小、威脅區域穩定的軍事擴張?還是充滿殖民與冷戰歷史糾結的海域?我們能跳脫大國軍事博奕的史觀去思考這個問題嗎?我將由2014年兩本討論南海爭端與地緣政治的英文專著開始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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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有國際媒體於南海實地採訪中國在受爭議水域的人工島工程,揭露中國漁民持續在南沙群島一帶、由菲律賓控制的島礁,蓄意使用螺旋槳摧毁珊瑚礁、偷獵瀕危海洋物種。報道曝光後,菲律賓有數十名學生登上南沙中業島留守抗議,令南海主權爭端再起波瀾。我想起美國地緣政治學者Robert D. Kaplan 在2014年出版的Asia’s Cauldro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中譯《南中國海:下一世紀的亞洲是誰的?》)中,開首便以「人本主義兩難」(the humanist dilemma)定性南海爭端—— 作者認為,南海之於亞洲的地緣戰略位置,一如地中海之於歐洲,分別在於主導南海爭端的政治邏輯,始終是傳統、近乎民粹式的國族主義,先天缺乏正義維度;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環保問題,如全球暖化,或涉及緊急人道救援的2004年南亞海嘯。然而,作者認為環保危機難以問責,同樣缺乏道德色彩,發揮政治影響力亦見困難。畢竟,菲律賓海軍無力阻止中國建人工島,甚至無力阻嚇、拘捕涉事漁民,原因也是因為軍力懸殊,恐防擦槍走火,釀成流血衝突。

南海角力 無關正邪

簡言之,南海爭端沒有所謂「正邪之爭」,也沒有冷戰鐵幕蘇聯充當人倫公敵,不能避免被還原成中國與亞洲小國的國防實力較量;政治現實主義先行,令西方社會難以介入。這個假設,決定了Asia’s Cauldron 全書的敘述主調。

Kaplan將中國在南海的角色,與19至20世紀初美國於加勒比海的角色相比擬,不明言指出這是大國崛起的歷史必然,中國的對外擴張符合現實發展規律,並沒有超出「國際標準」,只不過世界霸權因而有易主威脅,南海才演變成中美的爭霸陣地。但本書的題旨沒有停留於兩國較量的零和史觀;相反,作者強調各國國情的特殊性,認為隨着美國整合駐守中東與東亞的海防軍力至南亞海域一帶,南海爭端應被理解成一個正在成形、以南海為中心的的兩個同軸衝突體系,從內緣的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及越南,到外緣的日本、韓國、印度甚至澳洲,成為21世紀的大國角力場。與此同時,一個有意牽制中國擴張的新興亞洲國家陣線,包括印度和越南的策略合作,有待成形;美國的軍事介入,不會再是主宰南海局勢的單一因素。

美本位敘述 越菲篇幅失衡

Asia’s Cauldron糅合了作者專長的地緣政治分析與媒體敘事形式,逐章鋪陳南海各國的國防部署、應對中國擴張的謀略,讓讀者一窺媒體鮮能報道的、這些國家的現實戰略盤算;並勾勒這些國家的歷史轉折,如何決定今天棋佈錯峙的局面。然而,全書以美國本位的敘述,卻難免令個別章節有欠全面。例如,作者對越南與菲律賓兩個主要爭議國家的刻劃,明顯有厚此薄彼之嫌——作者由引人入勝的占婆古國(Champa)歷史出發,深入討論越南民族身分的多元文化遺產與「反中」傳統的關係;卻又在另一章節幾乎輕率將菲律賓簡化為主流的「失效國家」定型,沒有深究菲國數百年殖民與戰爭歷史如何塑造其民族意識,又將菲國訴諸國際仲裁的舉動貶為「示弱」,未有細思兩國策略差異在現實是否有協同效應。

事實上,對夾縫小國而言,國際仲裁本來就是難定輸贏的絕地豪賭:雖說國際法素來執法困難,但假如最終裁決有利菲律賓,難說中國完全不會考慮國際形象而微調南海戰略。如此,以越南為首的爭議國,或能坐收其成,獲得額外的談判籌碼。

作者更在書中不避諱地正面評價鄧小平與李光耀這兩大亞洲政治強人,解釋亞洲的威權主義有深遠的文化根源,甚至花上不少筆墨試圖引述國外學者如何為蔣介石平反,想像蔣氏失落的中國大業終將隨着中國的自由化步伐、日益緊密的兩岸合作而功成傳世。作者亦斷言, 「崇商、務實、利益主導」是東亞國家的共同特質,把爭端交由這些國家的領導自行化解,也許比「民主議決」更符效益。

台灣一海 阻生戰爭

假如把Asia’s Cauldron與同年底出版、英國資深記者Bill Hayton的調查報道專著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 中譯《南海:21 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的第一步?》)對讀,不難發現兩位作者雖然分析取向不一,卻不約而同地強調台灣在南海爭端上的獨特角色。

Kaplan認為東沙群島全無經濟價值,台灣作為東北亞與東南亞的戰略樞紐,加入南海爭端意只在將其主權問題放到國際舞台;而不同於接壤中國的越南,中國與台灣有一海之隔,獲最有利的戰略緩衝,符合了Kaplan引述的理論設想:「the stopping power of water」。如此觀之,南海局勢升級成戰爭的機會甚微,但東南亞小國勢將面臨「芬蘭化」命運,與其寄望美國高調出手干預、增加令形勢白熱化的風險,不如壯大「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 的既有合作,甚至加強亞太區的雙邊策略關係以應對之,方為正途。

Hayton 則認為,假如國民黨執政的台灣能先行讓步、重審「九段線」的合理性,這或會對中國構成公關壓力,促使中國作出局部退讓,為局勢穩定提供基礎。猶有深意的是,Hayton雖然對和平與共贏合作的展望不感樂觀,仍在書中的結語提出另一個類比,似在回應Kaplan的大國軍事博弈史觀——假如「九段線」能被重劃,我們也許能夠想像一個更具人文價值的海洋視野,一個文化歷史、海洋資源以至深海能源儲備皆能共享、共治的可能性。Asia’s Cauldron以馬來西亞沙巴的菲籍穆斯林移民問題作為終章,引伸的其實正是傳統海洋生活圈與殖民權「劃界」的歷史糾結。「主權」並非不證自明的東西,南海亦非單純的領土紛爭,而是愈趨盤根錯節、去中心化的21 世紀世界秩序的縮影。

南海紛爭=世界秩序縮影

大國博弈與亞洲秩序也許不到我等平民介入,然而跳脫國族思維窠臼,站在更公平、更重視人文價值的出發點去開展討論對話,會否是更適切、更任重道遠的公民責任?面對同一個強國的步步進逼,我們是否對Kaplan「非關正義」一說,有着不同的理解?南海小國的進步呼聲,長遠又會否是港台兩地民眾的對話、連結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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