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J GLOBAL plus 環地視野〉馬拉喀什大會 減排行動剛起步


2016-12-10 信報 EJ Global (原文

周澄(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全球能源與氣候政策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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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溫室效應基本原理及後果)

上月於摩洛哥馬拉喀什(Marrakesh)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恰好碰上舉世注目的美國大選,再加上特朗普爆冷勝選徒添外交變數,令今年的氣候會議氣氛大受影響;這與去年通過《巴黎協議》響遍歡呼聲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但事實上,今年的氣候會議的重要性更勝去年:馬拉喀什會議是建立在《巴黎協議》成功之上的「行動大會」,為「限溫攝氏2度」的法定目標建立三年路線圖,首要確保全球氣候應對行動能在2020年《巴黎協議》正式生效、取代《京都議定書》之前步向正軌,否則長遠減排目標將無從說起。

同時,馬拉喀什會議亦聚焦商討在巴黎大會上未有達致共識的議程,例如牽涉發達國承擔的氣候融資與賠償機制。換句話說,這是試探各國是否口講無憑、減排目標是否有名無實的首個考驗。

融資計劃忽略弱國需要

正因如此,要談論是次大會的「成果」未免言之尚早,但部分最具爭議的議程及窮國的部分關鍵訴求,確實在馬拉喀什大會上得到一定的進展。首先在融資方面,各國重申會共同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稱《公約》)下設立的「綠色氣候基金」須在2020前集資1000億美元的目標,並強調推動私營融資比例的重要性。

不過,由於現有的融資計劃過分側重於氣候應對的「緩減」(Mitigation)層面,而非「調適」(Adaptation),遠遠未能關切弱勢窮國的應對需要,不少發展中國家重提《京都議定書》原有的「調適基金」(Adaptation Fund)模式,爭取《巴黎協議》延續同樣的專項融資機制,以協議國家長遠應對氣候影響;這也可以更有效地釐清融資選擇與目標,避免有發達國家重複計算既有的援助貸款額,巧立名目將之當作氣候融資的一部分。目前,發達國對「調適基金」模式尚存異議,各國應允將在明年3月底前就議題延續討論。

其次,巴黎大會於去年決議在2018年展開「對話機制」(Facilitative Dialogue),屆時各個締約國將檢討首輪減排進展,以此推進下一輪的各國自訂減排目標。但這個對話機制具體如何落實尚存疑問,馬拉喀什大會僅僅同意由今年與明年的氣候大會主席諮詢各國意願。這亦牽涉《巴黎協議》另一個重要的「透明度」原則:締約國在落實自己的減排行動期間,會公開多少資訊,容讓外界審視這些行動的實效?要避免《京都議定書》的失敗重演,訂立能有效監察實質行動進展與制約各國承擔的機制不可或缺,但目前相關技術細節尚在初步磋商階段。增加透明度亦意味不少窮國須大大提升政府架構內的監管能力與人才培訓,「全球環境基金」(GEF)為此增設一個新的基金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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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北極融冰,食物不足,北極熊面臨滅絕危機。(設計圖片)

為「高危」國訂賠償機制

第三,部分脆弱小國(包括將臨沒頂的海洋島國)連年爭取的額外賠償與保險機制(Loss & Damage)亦在今次大會上得到部分進展。去年的《巴黎協議》雖新增了一項針對窮國適應氣候變化的條文,又肯定了小島國的特殊處境,但發達國表明無意承擔賠償形式的債務責任。目前,各國同意將在2017年啟動一個針對脆弱小國訴求的5年計劃,以助各國商討針對性的議程,包括設立賠償與保險機制的可能性、氣候遷徙、原住民文化等棘手問題。

在明年氣候大會於《公約》總部德國波昂市(Bonn)舉行之前,外界可以觀望各國須在2017年第一季度內須上呈的進度報告與調適行動計劃,由此一探各國的減排政策方向與實質承擔。

外界一直擔憂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會將美國過往的減排往績推倒重來;因此,馬拉喀什大會在此時重申國際社會的減排承擔、強調全球減排大勢與技術創新不為一國意志所移,是相當重要的訊息。其中一個可期進展,是馬拉喀什大會上成立的「2050年減排路徑平台」(2050 Pathways Platform),該平台目前已有22個國家、15個城市與近200個商業機構參與。

減排責任 全球共同使命

此外,伴隨美國大選而來的暗湧,也造就了中國的減排領導地位,這也許是發展中國家角色不再受「區別責任」原則限制的明證之一。各國不論貧富,都湧現減排創新的經濟轉型綱領。最值得一提的,是48個「易受氣候影響脆弱國家」(Climate Vulnerable Forum)在大會上宣布將在2020年前提升各國氣候承擔,盡力提早實現100%的再生能源供電目標,對發達國來說,如此自強團結的先行姿態,不無道德感召的色彩。亦有非洲國家決意擺脫對發達國援助的依賴,成立「非洲再生能源計劃」(Africa Renewable Energy Initiative)以吸引基建投資。

最近「石油出口國組織」(OPEC)在8年來首次達成減產協議,重新令油價上漲近9%,這有多大程度會影響再生能源的發展優勢?擴建核電會否再掀民間爭議?新興的「碳封存」技術又會否是暫緩暖化的答案?在馬拉喀什大會以外,這些關乎低碳技術發展的議題,將是另一個評斷全球減排實效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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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 GLOBAL plus 信觀點〉英國脫歐 大學教育不脫常軌 專訪倫大亞非學院總監阿莫絲


2016-09-24 EJ Global(原文

陳偉信、周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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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英國公投脫歐塵埃落定,但英國高等教育仍秉持向全世界開放,吸納不同族群入讀。(彭博資料圖片)

負笈英倫從來是不少香港莘莘學子及其家長的夢想,特別是昔日香港教育制度沿襲英制,與英國本土的高等教育不論在語言及課程上都能無縫銜接。因此,當英國早前脫歐,筆者收到的問題往往是脫歐後對於英國高等教育的影響,以及給予亞洲學生的學額及費用會否改變。

筆者不是英國任何一所大學管理層,自難得知未來數年學費有否調整,以及英國高等教育未來的前景如何。恰巧本星期英國著名學府之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總監阿莫絲女男爵(Valerie Ann Amos, Baroness Amos)來到香港訪問,筆者有幸可以訪問阿莫絲女男爵,從而了解英國教育與英國政府及外交政策的關係,以及她個人對於英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看法。

儘管不少教育論者認為政治應該遠離校園,但現實是高等院校有不少的研究經費來源,與政府或如歐盟等區域組織關係密不可分,故本地政策及國際格局變化一直是高等教育的挑戰。

亞非學院成立的「初衷」曾是服務英帝國的外交政策及帝國管治,透過把針對亞洲及非洲社會、語言及文化研究,以及如法律及政治學的管治專業知識結合,為英帝國培育一代又一代管理帝國殖民地的人才,鞏固英帝國在這些區域的利益。

思想多元 成功基石

這些帝國歷史也許早已被遺忘,但近年又再成為英國高等院校所面對的重要議題。牛津大學年初響應南非開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Cape Town)學生發起「羅德斯必須倒」(Rhodes Must Fall)運動,批判殖民時代商人羅德斯(Cecil John Rhodes),並希望拉倒奧里爾書院(Oriel College)羅德斯樓的羅德斯石像。這股「反殖」的風氣更由拉倒羅德斯像伸延到拉倒維多利亞像,但最終不同學院均認為捐款壓力以及學生也要尊重國家歷史為由保留上述雕像。

作為首位女性黑人擔任英國高等院校總監,阿莫絲女男爵稱大學校園出現一股反思英帝國歷史的「解殖」(Decolonization)思想。她提到早前與亞非學院學生會會面中,本屆學生會視「解殖亞非學院」(Decolonization of SOAS)為本年度的重點議題之一,而校方也委任了負責教學事務的副總監負責與學生會及不同學系部門溝通,好讓這個重要議題在校園內有充分的討論。

全球關注英教育水平恐下降

阿莫絲女男爵多次強調「多元」(Diversity)是高等教育得以成功的基礎。這裏指的多元不單是族群上多元,例如吸納不同族群及弱勢社群進入校園,而是不同學術研究、區域合作及政治意見可以在校園百花齊放,大家一起討論。

她指出,亞非學院的管治方針是,除非言論涉及針對個人或族群仇恨(Incitement)這類有客觀法律條文所規範的罪行,否則校方都會容許。該校是開放予不同人士發表意見的地方,同時歡迎不同宗教及不同國籍的人士就讀。阿莫絲女男爵的言論,某程度上也與筆者在脫歐後收到一封來自所有英國高等教育學府發予學生的公開信一致,英國高等教育仍是開放予全世界不同人士前來。

事實上,不論是英國的精英階層,還是香港人,均擔心英國脫歐後既會失去來自歐盟的資助以及跨歐洲的合作機會,亦會因學費上升及人員不能自由流動,而失去來自歐洲的精英學生及科研人員,導致英國整體高等教育水平下降;筆者身邊不少朋友也正考慮是否繼續到英國升學或作研究工作,還是轉到美國或其他歐洲國家發展。

阿莫絲女男爵認為,脫歐無疑會對英國高等教育帶來一定挑戰,但亞非學院不只是一所面向歐洲的學院:該校固然重視與歐洲其他高等院校的研究及合作關係,但同時也是一所面向世界的學院。她表示,她來港目的之一是希望帶出一個重要訊息,就是亞非學院仍然是一個多元及包容的高等院校︰脫歐公投僅是一次性的政治表態,亞非學院並沒有因此關上對多元聲音及多元族群校園的大門。當然,她亦指出來自歐盟的研究資金及合作機會亦相當重要,畢竟以往亞非學院有四分一的研究資金及合作與歐洲有關。

阿莫絲女男爵稱政府正處理相關問題,也承諾盡力保障英國大學的研究資金及機會不受影響,但她同時強調英國高等教育除了要維持與歐洲學府的合作外,也要積極建立與世界不同洲份的學術網絡,才可令英國高等教育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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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總監阿莫絲女男爵(右),接受陳偉信(左)訪問。)

單看排名難斷學校優劣

去年德勤(Deloitte)發表一份針對英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顧問報告,指出英國高等教育面對的問題除了是研究資金以外,還有如何回應全球不同院校的競爭。對香港而言,這等同於如何提升排名以求吸引其他國家的尖子前來就讀,但阿莫絲女男爵認為要面對全球競爭的同時,高等院校不可能只以排名榜高低論英雄。

她指出,高等教育有不少範疇,如知識水平或創新能力,均不是可以用客觀指標量度,但會長遠影響高等教育質素的因素;而不同學院有各自的發展優勢及發展方向,故其他院校的合作方式也不可一概而論。

以亞非學院為例,她指出作為研究型大學,該校採用研究主導的教學方針(research-led teaching),深信兩者的關係是互補而非割裂。因此,她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論是家長及學生要對院校有一個較綜合的評估,例如了解校園文化、教育質素、研究水平等,而非單純查看院校排名決定學校是否適合自己,或評定它是否一所好院校。

英國一直有「研究質素評估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全方位審視院校的研究質素;而國會正草擬新法案建立有關的「教學質素框架」(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希望提供類近的評估作參考,而學界往往希望新的框架不會將研究及教學視為兩個板塊,讓研究型大學維持以研究主導學問的管理方針。事實上,高等教育院校成立的初衷是在於知識生產及傳授工作,假如強調高等教育單以排名主導,而院校也因為要回應排名及全球市場而忘記上述初衷,對高等教育發展而言絕非好事。

陳偉信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

周澄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EJ GLOBAL plus 環地視野〉南海沒有更太平 國際仲裁變島礁通識課


2016-07-16 信報 EJ Global(原文

陳偉信(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周澄(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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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海牙常設仲裁法院(PCA)周二就中菲南海爭議公布裁決,外界視菲律賓一面倒地贏得這場仲裁。根據近500頁的判決書,菲律賓提出的15項主張,大部分都被常設仲裁法院確認,裁決內容重點包括中國主張的「九段線」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下稱《公約》)下沒有法理依據,所謂「歷史性權利」的概念,亦超出目前《公約》框架涵蓋的管轄範圍。

PCA的判決可說是意料之內,但其用字措辭的強硬程度卻鮮見於國際先例。海外及本地媒體已有不少分析針對中菲今後如何回應仲裁及其利弊,而我們希望探討的是仲裁本身對於《公約》發展與全球海洋治理的長遠意義。

歷史權益只適用於領海

首先,這次裁決重申PCA對《公約》中的「歷史權益」及「談判機制」的理解。判決書表明,即使《公約》框架承認歷史擁有權作為國家針對海洋的權益,但該項權益僅限於領海層面。根據PCA的解讀,中方一方面沒有定義清楚「九段線」內是中國領海還是線內島嶼是中國固有領土,另一方面中方卻表明其權益受到《公約》保障,也表示在「九段線」其他國家的船隻享有航行及飛越自由(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而且中國亦無法證明在歷史上擁有排他的控制權,因此認為「九段線」劃出的是專屬經濟海域而非領海。由於專屬經濟區是《公約》的產物,因此裁決中方不能以凌駕《公約》的方式劃出中國的專屬經濟區及獲得相關經濟權益。歷史權益無從說起,自然難成豁免理由。

這個裁決雖釐清有關「歷史權利」在海域爭端的地位,有助《公約》未來處理相關爭端,卻同時突顯《公約》應用於亞洲國家語境時的潛在弱點。

國際海洋法是歐洲產物

今天的國際海洋法是歐洲十七世紀的產物,例如有關自由航行的權利是由荷蘭哲學家格勞秀斯(Hugo Grotius)提出,再透過歐洲多場海上衝突慢慢確立而成;領海的概念也是由岸邊炮台射程(Cannon Distance)約3海里,發展到今天《公約》訂明的12海里。這些都是沒有在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成形植根的法理概念,再加上東南亞國家歷經殖民、轉讓與解殖等涉及重畫國界的複雜發展,亞洲諸國在「歷史權利」上的糾結與地緣政治問題,都是《公約》未有能力處理的面向。

這樣的情況同樣發生在處理談判機制上。PCA自視對案件有仲裁權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它認為中國與東盟談判無實質成果,與菲律賓的談判更是破裂,因此按照《公約》菲方有權在所有正式途徑用盡後啟動強制仲裁程序。但何謂有結果的談判及具法律效力的文件?而中國與東盟正談判將《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化為「南海各方行為守則」,又是否屬於《公約》下可接受的談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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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獨立經濟條件便是礁

重點是,中國加入《公約》時已同意受制於有關強制仲裁程序的條款,而只要PCA確定自己對爭端本質有仲裁權,且爭端雙方都有足夠法律理據的話,啟動這程序是可以由爭端一方提出,不需要雙方同意。根據過往例子顯示,如果爭端方缺席仲裁,PCA亦會設法尋求缺席方陳述書面意見與法理立場,不全是PCA「自行演繹」。中方杯葛聆訊致今日局面,算是自食其果。

此外,判決書亦根據《公約》下海面不同突出物的定義,審理南沙10個主要爭議島礁的分類,結果是整個南沙群島包括現時台灣所控制,面積最大的太平島,均不符合《公約》下「島嶼」的定義,而是屬於岩礁(有12海里領海權,但沒有專屬經濟區延伸)或低潮高地(不能產生領海及專屬經濟區的權利)。南沙群「島」從此名不副實,中菲亦因此沒有重疊的專屬經濟區;如此,中方在黃岩島及永暑礁等的捕魚及人工島建設活動,被裁定為侵害菲方專屬經濟區利益。

從判決書字裏行間可看到,PCA這次認為南沙群島只是岩礁或低潮高地的原因,是認為太平島等島礁在歷史上沒有非軍事社群在此長期居住或從事獨立經濟生活,並在透過反覆審議來自菲律賓、台灣等的專家研究與學術證據,認為即使太平島有一定資源可供使用,但卻不足以支持長期居住或從事獨立經濟活動。PCA特別強調,單純依賴外來資源及透過採掘該地形或附近水域與海床資源作經濟交易,並不符合獨立經濟生活的原則。而獨立經濟生活的其中一個條件,是有當地人口參與,並支持其「以此地為家」的經濟活動。

這案例最終會否成為國際法原則仍有待觀察,但裁決內文的援引與詮釋,對《公約》及其他與海洋法律秩序有關的國際或區域協定發展有重大意義。特別是亞洲地區其他海洋爭議不少涉及這些島礁的屬性,一旦案例最終成為原則,相關的海洋劃界也要重新改寫。新的東亞海洋政治最終是將各國拉向合作還是戰爭?這超出仲裁庭考慮範圍,卻是各國元首今後要回應的問題。

〈EJ GLOBAL plus 信觀點〉候選人都主張重啟與華談判


2016-05-07 信報 EJ Global(原文

(原標題:菲國政府換屆 料影響南海局勢)

(按:由於刊出文章部份內容經編輯刪改,現發佈完整原文,文章刊出版可參見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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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一艘有軍人留守的破舊軍艦,擱淺在與中國有爭議的仁愛礁多年後,由於補給困難準備下旗撤出。(路透資料圖片)

對關注國際政治的讀者來說,菲律賓今屆大選其實有著重要的啟示。先是已故獨裁者馬可斯獨子在「人民力量革命」30周年之際參選副總統,民間甚至響起懷緬馬可斯執政光輝時代的聲音,是研究後殖民主化轉型的有趣課題;同時,總統候選人大熱、南部達沃市市長杜特地(Rodrigo Duterte)獲外媒冠以「菲律賓特朗普」之名,有國際評論擔憂杜特地得勢象徵人權倒退、甚至重返威權主義。但是次大選對華語世界的影響,莫過於新一任菲國總統的外交政策,會否改變兩大強國在南海對峙爭霸的局面

自90年代初起,菲國訂明其外交政策須以三大目標為本:增強國家安全、提升經濟穩定,與保障海外國民工作待遇。阿基諾三世執政前的三位歷任總統,基本上都沒有偏離此主調,且側重於後兩點。明顯,這是考慮到對經濟與國防實力皆有限的菲國而言,對外發展多邊關係、以換取經濟援助與軍事合作,方為上策。菲律賓的地緣位置與殖民歷史,分別決定了中國經貿關係與美國戰略合作對菲國的重要性;作為夾縫小國,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一直是菲國外交政策的最大挑戰

阿基諾三世一改前朝對中友好

比如阿羅約夫人於2001至2010年執政期間,菲國與中國的雙邊關係一度友好,兩國在經濟、軍事以至文化交流都有積極合作,更有胡錦濤公開表示兩國關係處「黃金時期」一說。同時,阿羅約夫人就職十年間,菲國南部伊斯蘭武裝勢力衝突不止,菲國須依賴美國加強反恐合作,可見平息國內局勢、重振管治信心為首要任務,相對而言,南海問題並非菲國的戰略考慮。但阿羅約對中國的溫和態度同樣引起國內爭議,反對聲音認為阿羅約淡化南海爭端違背國家主權利益、甚至是為換取中國投資帶來的裙帶利益與親信支持;阿基諾三世競選總統時,就力主調查涉貪腐醜聞的中國投資項目。

另一個關鍵是阿基諾繼任後,中國在亞洲爭議海域的整體活動確有顯著增加,其軍事擴張之野心亦越趨明顯,小至中國擴大南海捕魚區域、縱容中國漁船破壞海域生態,大至人工島工程、攻擊菲國船隻、甚至無視日韓美三國反對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等,都是明證。國內民族主義情緒激化,促使阿基諾政府採取強勢立場,並在尋求東盟協助解決南海爭端不果後,於2013年高調訴諸國際仲裁;同時,美國重整亞太戰略、競逐霸權地位,加劇南海局勢升溫,兩者都令菲國外交政策失去游走空間,處於難以進退的窘境。

但阿基諾的鷹派作風,在國內同樣引起民情反彈,包括批評其獨斷損害國內商界的利益;同樣,數據亦顯示阿基諾班子或高估了國內民眾對南海主權爭端的關注。美國智庫Pew Research Center 於去年九月發表的亞洲各國民眾觀感的調查報告顯示,菲律賓的反中情緒遠比外界預期低,當地民眾對中國持正面觀感逾五成,遠高於另一個南海爭議國家越南(19%)。

杜特地外交取態難料 美國選情添變數

根據菲律賓獨立民調機構Pulse Asia 的最新調查,五位總統候選人當中,以杜特地以33%的支持度領先,內政部長羅哈斯(Manuel Roxas II)與獨立參議員格雷絲.傅(Grace Poe)分別以22%及21%居次,而副總統比奈(Jejomar Binay)則佔17%居尾二。整體而言,四位候選人對中菲關係前景的見解與外交立場並無主要分歧:他們都意識到中國經貿合作對菲律賓長遠發展相對重要,認為菲國需要重啟外交談判空間,但同時,這些候選人亦不願在南海爭議上輕易退讓、負上喪權辱國之惡名。

比奈曾任馬尼拉金融中心馬加智市(Makati)市長,傾向支持重新開放中國雙邊商貿投資,本來被視為上台執政打破中菲僵局的最佳人選,但後來受貪腐醜聞所累,大失民心。曾留學美國、形象專業的羅哈斯則被視為是阿基諾三世的「接班人」,兩者同樣出身自政治世家,倘若他當選上台,意味阿基諾的強硬外交作風將會持續;格雷絲.傅從政資歷最淺,形象清廉,主張鞏固區域多邊和平合作、加強菲律賓的海防軍備與談判籌碼,但她的美國國籍風波令外界質疑她是否能效忠菲國利益。最後,杜特地雖然強調透過雙邊和談解決南海紛爭,但他亦同樣聲言假如中國拘留菲國漁民,將會以武力嚴陣相待,貫徹其嚴打罪案、肅清貪腐的知名形象。同時,相對羅哈斯與格雷絲.傅的親美態度,杜特地與美國保持一定距離,認為菲國政府不能寄望美菲兩國於2014簽署的《加強國防合作協議》(EDCA) 能保證美國的適切介入。

美國大選選情,同樣為局勢增添變數。如無意外,希拉莉執政將會延續美國「重返亞太」的全球戰略;但特朗普節節上升的支持度,令不少與美國友好的亞洲國家紛紛擔憂特朗普執政會影響其盟友關係的持續性。

無論如何,新一任總統將如何就對中立場定調、平衡經貿利益與主權衝突,同時加強與日本、澳洲和美國等國的盟友關係,將會對南海局勢帶來微妙影響。外界估計國際仲裁結果將於五月底公佈,屆時候任總統如何應對仲裁結果、提出可行方案,將是來屆政府面臨的首個重要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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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 GLOBAL plus 信觀點〉核能復興再熱 恐襲疑慮難消


2016-03-12 信報 EJ Global(原文

(原標題:後福島的「核能復興」:低碳方案抑或國防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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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復興未因福島核事故而冷卻下來,圖中是捷克杜科瓦尼核電站,它旁邊是一幢迷你古老教堂,恍如核電廠的守護神。(彭博資料圖片)

2011年福島核危機爆發後,部分歐洲國家(包括德國與意大利)相繼叫停擴核計劃、加快舊核電廠退役,正面回應大眾對核電的安全考量。然而,數據說明廢核呼聲遠遠未成主流:截至2014年,全球共有400多座核電廠仍然運作,遍布約30個國家,佔全球發電量逾一成,同時有超過70個核反應堆正在施工。可見,自2001年起被學界稱為「核能復興」(Nuclear Renaissance)的發展趨勢,整體上未有受福島事故影響

隨着氣候變化成為全球關切的重要議程,科學界甚至環團內部,都有愈來愈多聲音認為核能應該重返應對全球暖化的可行方案之列,盡快減低世界對高污染化石燃料發電的依賴。這些意見普遍認為,不少反核人士忽視了核電歷來的事故及傷亡率遠比其他發電模式低,核電亦比技術還未完全成熟、受制於地理條件及屬間歇性電源的再生能源優勝,有助國家增加本國能源供應的穩定;支持者亦指出,福島事故已促使核電廠相應提高安全應變措施與系統恢復能力(System Resilience)、加強國際組織對核電發展的監管,可見大部分國家有能力管理其運作風險。

小型核電站投資小風險低

不過,這種說法同樣忽視了「核能復興」現象涉及的投資風險與國防隱憂。早在福島危機之前,核電爭議在學界早已討論多時,論者指出所謂「核能復興」難以持續。原因之一是核電的前期投資太昂貴,需要政府巨額補貼,施工成本亦會持續增加,不符經濟效益原則。過去,核電發展主要被供電需求增長所帶動,擁有完善核技術的國家,一般是較穩定與管治良好的發達國;但現時核電的迅速發展,主要集中在新興國家,其長遠投資環境、國家債務承擔,以至電網負載能力、運作透明度與風險管理皆成疑。

第二個原因是核技術的擴散與廣泛應用,意味部分國家將可能進一步掌握敏感的核武技術,這些技術亦易成恐怖組織目標,威脅國防安全。於1968年簽訂、旨在推動解除核武與和平合作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則被學界批評無力全面監管核能活動、管制核原料出口及制裁違反條約責任的國家,尤其是印度、巴基斯坦及以色列都沒有簽署條約,北韓亦已於2003年退出,令條約跡近「無牙老虎」。

福島事故改善安全系數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Ioannis Kessides曾於2012年發表研究報告,建議以分散式的小型模組化反應堆(Small Modular Reactors, SMRs)取代大型核電站,指出此舉能大大減低投資風險與長遠建造成本,亦較適切發展中國家的電網負荷與發展需要;加上小型模組化反應堆不須大量集中貯存放射性原料,能大大分散意外及事故風險。

Kessides強調,改良並擴大核電的應用,其可行性與預期效益都遠比發展其他低碳能源技術(如再生能源、能源效益技術,與碳收集及儲存技術)來得高。

此外,學界認為各國需要推動新的國際監管框架,以防範核武技術擴散,彌補《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不足。

論者指出此機制應集中加強核燃料周期(Nuclear Fuel Cycle)的多邊合作管理機制,確保核原料處理及運輸得宜、核武技術不被擴散、增加監管水平與透明度,並減低部分國家政治不穩所造成的監管變數,同時免卻《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出口管制條款對發展中國家不公的批評。

可見,雖然美國的「頁岩氣革命」刺激了天然氣的出口供應,但「核能復興」未有退潮跡象。福島危機雖然刺激了國際社會對核電安全的關注,卻也同時促使了學界與核能業提出改良方向,提高核電技術的經濟效益與安全應對標準。

隨着去年底《巴黎氣候協議》的成功、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勢在必行,學界對於核電作為過渡或替代能源方案的支持,將會有增無減。

然而,核廢料的處理仍然是不少擁核人士避談的問題。

1258898_a2180f7310e0e1b7c9c77c52166a54ea 核廢料如何安全處理,影響核能的發展。(彭博資料圖片)

廢料處理決定核電前途

相對較易於以堆填形式處置的低放射性廢料,風險較高、衰變周期較長的核廢料的妥善處理,仍然是各國懸而未決的爭議。這種核廢料對民居與環境構成長期風險,而政府與企業亦有誘因將之棄置甚至出口至較貧窮地區,都有違背國際環保法的「代際公平」原則(Intergenerational Equity)之嫌。

極端氣候現象導致颱風與水災日趨頻繁,也增加了現存核廢料處理形式的風險。以核能解決氣候危機,先天確實存在倫理矛盾。支持核電的發達國如何平衡經濟需要與環境及安全考慮,將會決定核電長遠發展的可持續性。

周澄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全球能源與氣候政策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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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球信識〉香港機遇:碳排交易市場


2015-11-28 信報 EJ Global(原文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能否就具體減排目標以至氣候融資運作機制達成共識?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新興大國,會否更積極承擔減排責任?美國能否平衡國內的利益分歧,兌現減排承諾?不少主流評論認為國際社會對氣候議題的關注度有明顯改進,惟上述格局難破於一時,巴黎會議勢將重複過往的空談窘境。然而,假若聚焦近年全球碳價格的討論與碳交易市場的發展,不難觀望巴黎會議或能繞過政治分歧,訂立具指導性的市場機制,有望藉此加快全球經濟低碳轉型

過去一年,歐美等地發起針對化石燃料的撤資運動,廣獲社會各界響應。世界銀行亦附和「碳泡沫」一說,表示具法律效力的減排目標一經落實,傳統能源企業的龐大儲備將成「擱淺資產」,投資者應適時撤資並將資金轉投具潛力的替代能源與低碳技術,加快注資以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危機。

40國家引入碳價格機制

儘管財經界評論認為「碳泡沫」一說有誇大之嫌,撤資運動不失為一個引導公眾討論的契機。事實上,為碳排與環境成本定價的政策支持目前已基本成形,如能在氣候會議確立共識,將會有效推進市場重估傳統能源業資產價值,並有助各國決策者建立更全面的中長期的經濟模式評估。

目前,全球有約40個國家引入碳價格機制,但覆蓋率僅佔全球總排放量約一成。「全球經濟與氣候專責委員會」最新的研究報告表明,國際金融機構應主力協助各國引入碳價格機制,同時落實削減燃料補貼等改革措施。報告認為在2030年前,發達國家應將碳價格訂於每公噸75美元的水平,發展中國家的定價則為每公噸35美元,以落實減排量達56億噸的目標。

經濟學家認為,以歐盟的「排放交易體系」為例的市場機制較具學理支持,並且相對較具規範性質的法定政策措施更符合經濟效益。雖然交易機制受到質疑,但排放交易市場機制確已成為不少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大勢,包括中國、南韓甚至哈薩克,亦有少數國家計劃引入「碳稅」。然而,世界銀行認為計劃的定價偏低,未能有效提供市場誘因。

隨着中國的碳排交易市場漸見雛形,香港的角色與機遇值得深入觀察。港交所曾於2009年就香港發展碳排交易市場的可行性進行業界諮詢,然而當時業界以內地尚未有針對核證減排(CER)期貨產品的二級市場與政策配套為由,指出香港沒有發展減排期貨市場的條件。然而隨着中國積極透過國策推動低碳轉型,國際組織、跨國金融機構與顧問公司等亦紛紛引入氣候變化相關的風險與經濟評估、或分析各項減排政策的成立效益與市場機遇,香港能否發揮亞洲金融都會的優勢,跟上國際市場大勢,甚至成為長遠氣候融資的推手,實是巴黎氣候會議為香港政府與業界帶來一個討論契機。

周澄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全球能源與氣候政策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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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訪報〉青年抬頭促變天?


(原副題:印尼青年領袖觀望大選)

2014-04-05 信報 EJ Global(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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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注:選舉在即,印尼不少青年組織最近開始自發透過社交媒體發布選舉資訊及討論政策。 (法新社圖片))

今年的印尼大選年備受外界矚目,除了因為將舉行的國會選舉連省級、地區議席數目,以及選民人數之多,位列全球第三大選舉,更重要的是於國會選舉中取得25%票數或國會20%議席的政黨方能提名7月舉行的總統大選候選人,隨着執政黨民望下跌,國會選舉因此是各界觀望印尼變天的前哨戰。是次選舉估計有多達6700萬首次投票的登記選民,印尼新世代會否掌握促成朝野交替的力量?

在野黨總統候選人之一、雅加達省長(又稱市長)佐科(Joko Widodo),是逆轉整場選戰氣氛的關鍵。「佐科是全國最有名、最受愛戴的政治人物,他決定參選凝聚了國人求變的希望。」今年25歲、關注國內婦女權益的社運少女Handa Konseling說:「在佐科宣布競選總統之前,很多印尼人對大選不存寄望,因為另外兩位主要對手帕拉波沃(Prabowo Subianto)和巴克利(Aburizal Bakrie),均非公眾認同的政治領袖。」

佐科參選凝聚民間希望

帕拉波沃曾任高級軍官,跟前總統蘇哈圖有親家關係,多年來一直被人權組織指控他在蘇哈圖於1990年代鐵腕執政期間,涉嫌主事綁架國內社運分子等人道罪行,甚至與80年代血腥鎮壓東帝汶有關;而巴克利則是全國最有影響力的商人,曾因其持有企業PT Lapindo Brantas的天然氣開採活動而引起全國爭議。事緣2006年東爪哇的西多雅左(Sidoarjo)泥火山爆發,導致當地逾3萬人被迫撤離、經濟活動重創,後來當地警方與國際科研調查單位分別揭露該企業在當地的鑽井開採失當,是引發泥火山爆發的主因。「這問題到今天仍未解決,巴克利甚至沒有為事故帶來的破壞作出賠償,反過來由全國承擔!」Handa說。

而「Global Peace Indonesia Foundation」項目主管、曾獲美國國務院資助參與深造的印尼新世代領袖Pandu Wirawan補充說,佐科任內打擊貪污和官僚濫權、發展首都基建,改革形象鮮明,更曾在2012年獲選為全球最佳市長第三名,亦是目前總統選戰中最年輕的候選人,政績毋庸置疑。佐科呼聲之高,亦有助提升國外投資者對印尼市場的信心。報道指,國際金融公司Morgan Stanley與馬來亞銀行看好佐科一旦能勝出總統大選,將會刺激印尼盾走升。

資訊散亂國會選舉添暗湧

此外,印尼選舉着重政治領袖才能多於意識形態的傾向,同時反映回教因素對當地政治並沒有太大影響:「雖然印尼有九成人是回教徒,但普遍以溫和與開明為主,相對來說,具回教背景的政黨並不受歡迎。」

話說在前頭,Pandu和Handa卻未有對國會選舉過分樂觀:「在國會與地方選舉層面,由於候選人數目眾多,相關資訊四散混亂且不充分,難以有效鼓勵選民投票,大部分選民因而只着重個別總統候選人,這變相令國會選舉更容易受黑金政治所主導。」Pandu認為,雖然表面上年輕選民數字可觀,但國內同樣亦有不少年輕人對傳統的選舉政治不感熱中,傳訊不善則更加「趕客」,估計這批選民的投票率並不高。同時,不少評論認為網絡媒體在印尼的興起有助推動年輕選民的政治參與,各大政黨亦非常重視網絡傳訊與動員,Handa指出最近不少青年組織開始自發透過社交媒體發布選舉資訊與政策討論,The Asia Foundation與Google甚至資助當地團體開發選舉資訊的互動程式,但Pandu提醒,個別政治勢力對於網上新聞資訊的操控仍然不可小覷。

印尼政治轉型挑戰大

西方輿論偏好褒揚網絡科技對社會改變的影響力,但Pandu認為,這種說法忽視了印尼社會的另一個現實:「仍有很多國人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導致失業與犯罪問題,教育程度較低的一群,也更容易受制於銀彈政治。教育依然是印尼最大的問題。」Handa也同意貪腐問題仍嚴重,選舉過程能否達致透明公正、受公眾監察,是今次大選的最主要挑戰。印尼能否為亞洲的轉型中國家起上示範作用,還看今朝。

受訪者:Pandu Wirawan及Handa Konseling(印尼青年領袖)

撰文:周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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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訪報〉菲律賓青年領袖點評總統


2014-03-22 信報 EJ Global(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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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注:父親班尼格諾.阿基諾(中)是政治烈士,母親是最受擁戴的前總統阿基諾夫人(左),阿基諾三世(右二)被形容為「命中注定的總統」。(菲國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圖片))

對港人而言,阿基諾三世(下稱阿基諾)無能兼厚顏的對外形象深入民心,要解釋他在國內民望高企的箇中緣由殊不簡單。他的執政聯盟在去年5月的中期選舉大勝,令他成為菲律賓自1986年推翻馬可斯獨裁政權、落實民主轉型以降,首位同時奪得上下議院大多數支持的總統,無疑為他在餘下任期的改革計劃和為下屆接班人鋪路打下強心針。

截至去年底,阿基諾民望受國會貪污醜聞及風災應變不善的批評所累而下跌,其表現與信任評級仍然高達七成,位列歷任民選總統之首。到底是菲律賓政治領袖人才普遍不濟,抑或是民眾過於無知?且聽聽兩位當地社運青年如何點評阿基諾施政,也許更能為港人理解其「高民望之謎」提供在地角度

讚:經濟改革見起色 外交強勢

菲律賓去年公布的「全球競爭力指數」中位列59,相對2010年、亦即阿基諾上任首年的85位有顯著躍升,不少評論歸功他重點發展基建項目及打擊貪污逃稅。於馬尼拉工作、去年被選為「Asia Pacific Youth Network」菲律賓大使的社運青年Zandro認為,阿基諾着重反貪與增加問責性的「良好管治綱領」(Daan Na Matuwid)增強了國際投資者的信心,而且政府亦有具體措施去推動產業多元化,如扶持工業、發展旅遊業與增強基建等,以逐步擺脫過往國內經濟依賴海外傭工帶動外滙的限制。

但阿基諾的經濟改革也並非全無爭議。Zandro說:「比如國內就有關於應否放寬限制海外投資的措施,特別是菲律賓憲法訂明禁止外資持有土地和涉足媒體業,以及限制海外投資者在國內公共事業的投資份額不能超出四成。國內因而有批評他無心放寬有關限制,阻礙了國際投資者的營商意欲,也惹起了權貴家族是否仍然把持經濟支柱的懷疑。」而去年中引起國內百萬人上街抗議的國會虧空公共資金醜聞,也成為了阿基諾任期內的最大執政危機。

不過,對來自南部棉蘭老島城市Cagayan de Oro、曾在2010年以僅17歲之齡被選為全國青年領袖的Trinnah來說,經濟起色始終還是集中在首都或北部行政區。Trinnah對阿基諾的政績不以為然,認為他僅是消費雙親的「民族英雄資本」,缺乏領袖遠見。她唯一讚好的,就是阿基諾在南海爭議上對中國「企硬」的強勢立場。「阿基諾只會搞形象工程討好大眾,出現危機就卸責了事,但在南海問題上,我希望他能堅守立場,因為這是絕大部分菲律賓人的共識。」

彈:災後應變 忽視人權

Zandro同樣對阿基諾的外交強勢表示認同。雖然不少港人會認為阿基諾以希特拉為喻批評中國軍事擴張野心,這說法誇張不當,但Zandro認為,「敢這樣公開向中國示敵的領袖,少之又少」。不過,他也同意菲律賓政府處理蘇祿武裝分子入侵沙巴、誤殺台灣漁民及馬尼拉人質事件的表現並不理想。

菲律賓政府在2012年10月與國內最大回教武裝組織「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簽訂停火協議,一直被視為是阿基諾重要政績之一。但去年9月在南部港口城市三寶顏爆發、為時逾一個月的封城流血衝突,重新令外界警覺所謂和談並未有真正促進地區穩定。

而且,阿基諾擴大針對不滿和談的武裝組織的軍事鎮壓,亦被國內人權組織批評此舉禍及平民安寧,甚至助長法外謀殺。此外,有人權組織批評阿基諾通過網絡罪行刑事法,以及委任人權紀錄成疑的前警長主理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受害者委員會的索償事宜,是人權倒退的表現。

去年接連發生的薄荷島地震與超級風災「海燕」,亦是令阿基諾民望下跌的主因。Zandro認為,「風災暴露了處理災後救援的國家部門與地方政府缺乏合作與通報,有些情況是地方層面的政治陣營分歧影響了救災進度」。阿基諾在風災幾天後疑似淡化死傷者數字,甚至將一位曾向CNN記者表示死難者人數達一萬的警長革職,以及在視察災區期間向生還者出言嘲諷,就惹來民間廣泛批評。

不過,支持者聲音傾向認為,阿基諾在內要抗衡其他大家族勢力與天主教教會的保守力量,在外則要面對中國的軍事強勢,上述政績已遠超及格。阿基諾到底是純粹仰賴父蔭名門的「accidental president」,還是在逆境創造時勢的領導者,似乎還待進一步評價。

撰文︰周澄

受訪者︰Zandro及Trinnah(菲律賓青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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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成企業護身符


1月23日

將成為全球最大規模自貿協定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磋商近四年,一直備受外界關注。TPP協商過程被批評透明度低,最近「維基解密」更洩露部分談判草案內容,不少相關條款再度引起國際爭議。

值得注意的是,TPP並非傳統意義之自貿協定。據悉,其貿易相關內容僅佔二十九項專章草案的其中五章,其餘則涵蓋不同範疇的投資與管制協議。曾任美國眾議院政策顧問的學者戈登(Gordon Lafer)更認為,TPP根本是大企業說客希望繞過立法程序爭取利益的產物。

今次洩密文件揭露TPP目前最爭持不下的條款,是容許企業對任何因制訂相關政策而招致其經濟損失的談判國政府,提出國際訴訟的「投資方│國家爭端仲裁機制」(ISDS)。換言之,企業利益將凌駕談判國的立法程序與執法權力。

TPP專案中的知識產權條款,一直是爭議重心。有經濟學諾獎得主曾批評TPP有損人權,特別是涉及農產品與藥物等專利權問題;網絡世界亦關注有關條款,或賦予企業更大權力進行監控。聯合國特別專員奧利維爾(Olivier De Schutter)更認為,有關條款或有違反國際法之嫌

同時,洩密文件披露的環境專章,被不少環團批評缺乏具法律效力的條款與執行措施,背離美國國會在二○○七年確立的標準。

雖然以國際經驗而言,不少涉及污染管制等措施,本來就難以獲新興國家的共識與支持,但是次洩密文件顯示了美方為企業利益,而在環保與知識產權兩大範疇上「一手軟、一手硬」,更進一步刺激美國國內反對聲音,對奧巴馬政府的談判取態造成極大壓力。自由貿易協定孰好孰壞,本已是未解難題,今次TPP涉及的爭議影響深遠,確實更值得各方深思。

洪國亂局 世銀有責


1月17日

以世界銀行(下稱世銀)為首的國際借貸機構於發展中國家之角色,一直備受批評,其不少迫使上述國家削減公共開支及開放市場的政策,令當地發展停滯,經濟上被富國控制。

最近,有報道稱世銀融資機構「國際金融公司」(IFC)對洪都拉斯北部油棕企業的貸款計劃,導致當地發生流血衝突,世銀須對此進行調查。

據悉,過去四年當地已有近一百名平民死於油棕業圈地衝突。人權組織指警方、軍隊與企業聯手鎮壓示威,其中更涉針對農民領袖和記者的法外謀殺與綁架。

世銀早在兩年前已得悉當地有土地衝突,但IFC繼續向那裏的金融機構批出投資貸款,而有關金融機構同時亦涉販毒醜聞。故此,世銀被斥激化圈地矛盾,也令外界質疑IFC的貸款方式失當。

此外,美國在事件中亦成眾矢之的。二○○九年,洪國時任的左傾民選總統塞拉亞(Manuel Zelaya)被華府支持的政變推翻,半年後該國進行大選重組政府,但不被國際承認。

政變後洪國貧窮問題持續惡化,新政府亦涉打壓異議者,不得民心。去年十一月底當地再次大選,美方支持的洪都拉斯國民黨(PNH)勝出,但引來大規模示威抗議選舉舞弊。

洪國今次土地衝突,正跟上述不穩政局有莫大關係。《衛報》報道指當地油棕業涉及之土地問題,乃源自近二十年前世銀的現代化計劃。二○○九年政變前夕,塞拉亞 其實正嘗試調查有關問題,但土地爭端亦隨着他被推翻而惡化。還有,報道亦披露最近土地衝突中鎮壓平民的軍隊,正是由美國資助培訓。

美國介入洪國政治,正是華府對近年不少「左轉」的拉美國家之回應,也反映其控制區域政治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