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花〉因抵抗之名:菲律賓小說 Gun Dealers’ Daughter 與革命者的自省


刊於《字花》68期﹒「獨裁者小說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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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總統杜特地(Rodrigo Duterte)在去年七月正式就任後不久,即開始在首都馬尼拉雷厲風行掃毒,數千人在貧民區陋巷或寮屋簷下不明不白遭殺害,追究無從。這場美名為反毒,實則向弱者抽刃的屠殺,引起舉世震驚,也令世人深思強人政治崛起之危境、人權論述失效的緣由。一種流行的政治詮釋是將之歸結為「威權主義回歸」、「西方民主並不普世適用」,其中隱含文化優越意識,一如殖民者筆下文明深處黑暗蠻荒之域的原型。

如此論調固然不經推敲:菲律賓是一個反殖與革命歷史源遠流長的國家,反抗專權暴政之眾,在史書裡前仆後繼。也正是這段漫長而動盪不已的歷史、對民族身份的探索,有份造就了其多元獨特的革命書寫、異議傳統與當代後殖民文學。其中,菲國當代英語文學書寫既承襲了戰後左翼文學的問題意識,隨後又受益於 1986 年獨裁者馬可斯政權倒台後如雨後春荀的媒體與出版空間,也多少受到同具西班牙殖民背景、宗教文化親緣的拉丁美洲的微妙影響。[1] 同時,其小眾邊緣的書寫特質、當代菲裔知識份子普遍的流徙經驗,令處於夾縫的書寫者對階級與文化表述更形自覺。

這些英語書寫者立足、遊離於所謂「殖民」或「外來」語言的內沿,反而更能體察單一國族論述難以界定安放、所謂「內在」與「固有」文化的異質性,自國族主義載道式的大敘事框架或宿命史觀中跳脫;[2] 透過筆下的敘述者,反身詰問文學書寫的時代意義,省思革命的遺痕與失落、歷史言說之難,刻劃在地聲音的千迴百轉、逆流不逝。強人政治復歸的緣由,跨代歷史的斷裂,當可從中窺見真相一斑。例如於 2010 年問世的小說 Ilustrado,作者 Miguel Syjuco 以虛實交錯、互為辯證的作家師徒的寫作生命的開展與對接,詰問國族書寫的限制,懷想作家超克生存憂懼(angst)與身份的執迷、面向世界的重要性。本文則希望以引介旅美女作家 Gina Apostol 於 2012 年出版、獲美國 PEN Open Book Award 大獎的小說 Gun Dealers’ Daughter 為例,討論當代菲律賓英語小說如何書寫這種內在的他者,探詢革命的(不)可能。

「失敗之書博大精深」[3]

book-gun-dealers-daughter一如魯迅百年前質問「娜拉走後怎樣」,Gun Dealers’ Daughter 以創傷後失憶的女敘述者 Sol 為中心,描繪 70 年代末馬可斯獨裁治下的社會不義、大學校園裡躍動的左翼抗爭思潮。馬可斯自 1965 年起執政廿年間,曾以剿共平亂為由,在美國的支持下於全國實施戒嚴,血腥鎮壓異議者與平民,又與朋黨掏空國庫、加劇貧富矛盾。這也是直至今天法外處決現象依然肆虐菲國的近因。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故事回溯她因愛情與自身階級身份焦慮而投身學生運動,最終卻釀成悲劇、尋死不遂爾後流放歐美的經歷。

情節乍聽看似簡明,然而 Gun Dealers’ Daughter 最令人驚艷著迷之處,在於作者妙用語意的雙關性、意象的對比與聯繫,帶動全書如拼圖般交錯斑駁的敘述形式與層次,令讀者置身 Sol 回憶構築的世界之中時而投入、時而間離,渾然不覺時日之跳接。Sol 在療養院憶述青春的躁動與傾注,文字纖細哀傷而不失冷靜,氣氛令人聯想起美國女作家 Sylvia Plath 的半自傳體小說 The Bell Jar。藉由她刻意雕琢、近乎自虐的喃喃自語,讀者逐少撿拾記憶與殘夢的碎片與懸念,進入她在清醒與瘋癲的臨界無從表述的情感與痛楚,還原悲劇的因與果。

Apostol 利用相似的名字,設計兩組互為鏡像、一體兩面的雙生角色,勾勒命運的錯置與流離。Sol 出身上流社會家庭,父母的媚俗、權貴階級歌舞昇平的畫面卻令她生厭。例如她用了兩節篇幅形容衣香鬢影的總統誕辰音樂會上,管治精英、豪門望族與外交使者們如何各懷秘密,更不忘諷刺總統夫人的壓軸獻唱令人難受得足以鼓動革命(“It was enough to make one turn to revolution”)。沉迷藝術與歷史的 Sol 尤其痛恨鐵血美軍上校 Grier 對菲律賓獨立戰爭歷史的曲解與屑視,對社會現狀的覺識在校園的左翼氛圍中逐漸甦醒;惟其階級原罪令她置於他者之外,一如她曾經自白,「我在我的國家成為陌生人」(“I had grown up a stranger in my country”)。而那是獨裁者權力高峰之時,也是稍有理想的有志青年都會被異議精神吸引的熱血時代。她在左翼讀書組遇上來自農民家庭的學運女將 Soli,同時愛上 Soli 的男友、同樣有西班牙名門血統的富家子 Jed;她緊隨 Jed 對革命的追尋,輾轉捲入一場改寫眾人命運的政治暗殺行動。

記憶的政治

但這場稚嫩的三角戀也許無關愛情,Sol 嫉羨 Soli 所代表的完美革命樣板、她無可企及的高貴理想與政治正確的身份(Soli 說就連其得名也是源自對菲律賓國父黎剎之作品的敬意),在 Jed 身上則找到一樣的小資叛逆情結,那畢竟只是她自憐自戀的情感投射。Sol 那個對遊行抗爭不以為然的書生男同學 Ed 最為清醒,語帶嘲侃說 ‘Sol for Solipsism’,[4] 拆穿這場自戀的青春祭,背後不過是在集體浪擲自身但求個人救贖的存在危機,何必妄言貧苦大眾命運。

的確,當 Soli 組織貧農抗議遇上軍警鎮壓血腥收場時,Sol 只記得貧民區的酷熱與髒污、令人昏眩欲嘔的死亡。命名的糾結,有如將臨起義的期許,無人知曉業已埋下的命數,盛極韶華,如此陷落。悲劇發生後,Sol 痛切意識到自己始終受著這個她亟欲推翻的不義建制之庇護,付出代價的卻正是身邊那些無權無勢、被棄如敝屣的生命。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她走向自滅,全因靈魂無法與此和解。Sol 的失憶,因而有著更現實的象徵意義。

而 Sol 錯認了的不只是自己。她以為殖民者是那個父母唯諾奉迎、視菲國為蠻荒異域的 Grier;殊不知暴政機器的運轉,仰賴的並不是暴力本身,而是那些深切懂得暴力底蘊而選擇漠然相視、予取予攜的人。Sol 那個暱稱為「叔叔」的美裔教父 Gianni 是全書始終如謎一樣的人物:他知書識禮、溫文爾雅,對菲國歷史困境處處同情,也比 Sol 的父母更了解她的心思——他甚至會贈以葛蘭西《獄中札記》作聖誕禮物。

殖民者敘述的異質

Gianni 懂得 Sol 的叛逆,更知悉其暗殺計劃,卻選擇旁觀默許、適時利用。Apostol 特意讓他在第二章不無深意地說,菲律賓殖民悲劇本是源於錯認。他借醉向一室的外來者說,航海日誌記載麥哲倫「發現」菲律賓是出於情感的誤認——麥哲倫誤以為自己重返馬來群島一隅,彼時記憶的神往,令他卸下警覺。而史料證明多次大開殺戒的麥哲倫絕非善人君子;為西班牙擴大遠東版圖,也不是他的目的。那為甚麼麥哲倫偏偏希望以西班牙國王與天主之名,將菲律賓群島征服收編?Gianni 深信那不是因為戰略計算,而是因為他「動了情」。麥哲倫最終死於菲律賓,算得上是求仁得仁的自我完成,但他的誤認卻成為菲國淪為殖民地的悲慘歷史開端。

但 Gianni 歎道,對被征服的人來說,命運既已寫成,深究當初發現者的目的為何、隱沒於殖民血淚的失落歷史可能,又有何現實意義。一個源於誤認而被征服的域地,一段源於侵略而被書寫的歷史,此成寓言。Gianni 代表的是一種清醒而自覺的犬儒,他既拒絕像那一室的外來者般在殖民主庇護下的安逸裡指點論斷他國,也不問道德,全因體認到他者之域不可言說的絕望。他懺懷自身共業,但他這番話似是故意留給 Sol 和讀者的伏筆:諷刺的是,唯獨這個「外來者」最明白革命的應然與不可得,明白這片土地上的抗命者終必成為悲劇的看客,或不幸陪葬的螻蟻。

麥哲倫之死的寓言,對應的是小說的結局。Apostol 故意在末節隱去Sol 的敘述位置,容讓在故事前段並不起眼的舊同學、當年另一位讀書組成員 Sally 在多年後與之重逢並書寫落定塵埃,其實旨在保有慈悲——Sol 的雙生兒畢竟並不是 Soli,她也許不再需要背負他人的悲劇了。Sally 代表的卻是 Sol 一切失落的應許,得以在世安身立命有所成就的可能。Sol 成為記憶的囚徒,她的雙生兒卻承擔了記憶逝者的責任、時代變遷之際在場的見證,以最平凡的姿態,走進真正的歷史。箇中諷刺,既淒涼,也有寬慰。

書寫的意義

那 Sol 的悲劇有著甚麼意義?她的築牆自困,並不虛無——她拒絕遺忘,寧可一生被囚於過去、流放自己於歷史以外,那可能是種執迷,可決不是一種懦弱。Apostol 在全書賦予了 Sol 更重要的敘述意義——Sol 對詞藻的迷戀、對蟲蟻與陰翳微物的共感、對尋常細節如栩如生的描繪,都在指向文字的兩面性:書寫可以療傷,同樣可以巧言令色,令書寫者耽溺於創痛而不自覺;可以剖明直面真相的本質,同樣可以掩埋秘密,自我瞞騙而失語成癡。

人世蒼茫莫測,燈明燈滅,擺盪於一念之間,Sol 被自我流放於意識的異境,卻是正言若反,說出了書寫的無用之用,恰好在於其無所應許的脆弱——若生而無限,意志無法對抗無限迴環的虛無,若書寫必然療癒,大悲大苦就失去了洗鍊靈魂而穿越的價值。Sally 在故事末說:「我們中最優秀的都已死去,只有蟑螂如我們僥倖生存」。但即使是蟑螂也有活著、書寫與言說的權利。正如黎剎的文學作品曾經鼓動革命,影響力遠遠超越他被處決的早逝之齡,文學與政治書寫的力量可以無遠弗屆,不就是因為它承載著無數平凡生命不得以成全、世間衝突與遺憾找到和解之道的可能麼?


[1] 西班牙於16世紀在菲律賓開始了長達三百餘年的殖民統治,「菲律賓」的命名亦源於當時的西班牙王子菲力普。但當時其行政管理並非在西班牙,而是在墨西哥的總督轄地。直至今天,菲國仍是亞洲少有的天主教國家。

[2] 值得注意的是,書寫語言的選擇在菲律賓一直充滿爭議。西班牙在殖民時期並無廣泛推動西班牙語教育與規範,是故西班牙語被視為特權階級精英的語言。以西班牙語寫作的黎剎,作品當時需要依賴翻譯文本接觸國民大眾。後來,美國在菲律賓大力推動英語教學,英語成為主要官方語言,英語寫作的「殖民性」政治爭議不脛而走。但論者指出,在黎剎的時代,菲律賓精英普遍都通曉幾種歐洲語言,今天世人認知的菲律賓當地語言「他加祿語」其時也僅是一種在國內少數人使用的語言。鑑於國內族群與文化的多元,單一而一鎚定音的菲律賓國族語言從不存在。英語寫作從來都是菲律賓國族書寫的一部份。

[3] 編按:借用自北島〈新年〉。

[4] 編按:Solipsism 意指唯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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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周文化〉【一藝術・一故事】新聞過眼雲煙,唯有文學可以超越時間


視頻及訪問原文發布於明周頻道

撰文: 陳筠而     攝影: 傅而雅

02 May 2017

周澄剛讀完菲律賓作家Gina Apostol的書《Gun Dealer’s Daughter》,她特別喜歡最後部分--主角和舊同學在回憶過去的革命時代和審視現在。而作者故意用上花巧的文字,似是要表達作者想剖開自己的心卻又無法面對過去一些秘密的糾結情狀:「是文字的『無用之用』。語言和文字幫我們了解世界,卻不能拯救我們。但其實文字的力量在於面對真實,即使真實多麼難以面對。」文學、故事,有時比新聞來得更坦誠。它們往往是一種沉澱,讓過眼雲煙的事件得以另一種形式流傳下去。

現實裏的人如何推翻現實

小說設定在菲律賓的七十年代尾至八十年代初,刻劃了那時代的社會不公、政治分歧,也探討了一種後殖民時代的身份問題--是不同階層如何去尋找自己身份和角力的故事。作者筆下的主角出身有錢人家,是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後來接觸到激進的左派,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了,想做一點什麼、甚至以革命來改變社會。然這變成一場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現實之間的角力。「自己在學生時代也活躍於學生運動,回憶着總有共鳴,雖然歷史脈絡不盡然相同,但當中的身份追尋、如何反權威等等根本是全世界都仍在討論。我覺得香港很多人都有這種掙扎--你要推翻現實嗎?但其實你是現實的一部份,是制度下的得益者。」周澄是國際新聞記者,卻更喜歡文學世界的文字力量。

「我很喜歡這種超越性,文學帶出人類的狀況,讓我們用另一對眼來審視好像離我們很遠的歷史、讓我們再次思考自己在歷史裏擔當着什麼角色。我們做新聞的每天好像面對很多事,但半年過去一年過去,你還記得嗎?有什麼留得下來?好的故事和好的人物刻劃,其實更能幫助我們接觸到真實。」最後部分,女主角和舊同學重遇,回憶着那些年的革命,卻發現敢去求變的同伴已然離開社會,要不死去,要不被流放,留得下來的卻都是「曱甴」--普通人總能夠找到一種安身立命的方法。講理想的呢?犧牲了的無人記得,像被歷史抹去一樣。「看的時候感覺悲涼,所謂革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只會釀成悲劇?這是全世界都在面對的問題。」

記憶的斷裂

周澄尤其愛書的結尾,因為那是一個人物如何「看」自己的過去的告白。她一路憶述創傷,但同時無法面對自己的過去,想隱藏一些秘密,有時說出來刻劃得生動,有時卻好像虛構出來,是一種記憶的斷裂,和文字的無用之用。「一些思潮運動總是被歷史遺忘,我們總是急於忘記。」那時候的六四、那時候的雨傘,說是被記錄下來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但又會否,其實它真的只變成一件「歷史事件」⋯⋯?

「這些事是構成我們的文化、身份好重要的一部分。在每個大時代裏,我們每一個人都好像很無力,一個人不知道如何解決,但其實你總會找到一個位置,無論你做什麼都好,一點一滴都在建構社會。所謂歷史、記憶,是要好多人一起去承擔的。歷史是勝利者寫的,但其實也是很多普通人在後面成就出來的。文學以虛構故事將現實昇華,提醒了我們要謙卑,一個人好渺小,但同時可以有好多力量。」一個作者的文字,概括了一個時代的起伏,一個人的一生,讀着是無力和欷㱆,卻總能讓我們找到某種感動,換上另一種思維去理解世界。


周澄

被稱為「社運女神」,是學聯前秘書長,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合前任外務副會長,支聯會青年組組員。立法會2010補選中,聯同另外四位前學聯成員組成大專2012,並出選新界東選區。現為自由撰稿人。

〈時令讀物〉南海:從全球秩序重整,到海洋視野的可能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1-3)

文│周澄

(南海爭端是純粹的領土主權紛爭?是中美兩國的角力場?是強國以大欺小、威脅區域穩定的軍事擴張?還是充滿殖民與冷戰歷史糾結的海域?我們能跳脫大國軍事博奕的史觀去思考這個問題嗎?我將由2014年兩本討論南海爭端與地緣政治的英文專著開始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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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有國際媒體於南海實地採訪中國在受爭議水域的人工島工程,揭露中國漁民持續在南沙群島一帶、由菲律賓控制的島礁,蓄意使用螺旋槳摧毁珊瑚礁、偷獵瀕危海洋物種。報道曝光後,菲律賓有數十名學生登上南沙中業島留守抗議,令南海主權爭端再起波瀾。我想起美國地緣政治學者Robert D. Kaplan 在2014年出版的Asia’s Cauldro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中譯《南中國海:下一世紀的亞洲是誰的?》)中,開首便以「人本主義兩難」(the humanist dilemma)定性南海爭端—— 作者認為,南海之於亞洲的地緣戰略位置,一如地中海之於歐洲,分別在於主導南海爭端的政治邏輯,始終是傳統、近乎民粹式的國族主義,先天缺乏正義維度;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環保問題,如全球暖化,或涉及緊急人道救援的2004年南亞海嘯。然而,作者認為環保危機難以問責,同樣缺乏道德色彩,發揮政治影響力亦見困難。畢竟,菲律賓海軍無力阻止中國建人工島,甚至無力阻嚇、拘捕涉事漁民,原因也是因為軍力懸殊,恐防擦槍走火,釀成流血衝突。

南海角力 無關正邪

簡言之,南海爭端沒有所謂「正邪之爭」,也沒有冷戰鐵幕蘇聯充當人倫公敵,不能避免被還原成中國與亞洲小國的國防實力較量;政治現實主義先行,令西方社會難以介入。這個假設,決定了Asia’s Cauldron 全書的敘述主調。

Kaplan將中國在南海的角色,與19至20世紀初美國於加勒比海的角色相比擬,不明言指出這是大國崛起的歷史必然,中國的對外擴張符合現實發展規律,並沒有超出「國際標準」,只不過世界霸權因而有易主威脅,南海才演變成中美的爭霸陣地。但本書的題旨沒有停留於兩國較量的零和史觀;相反,作者強調各國國情的特殊性,認為隨着美國整合駐守中東與東亞的海防軍力至南亞海域一帶,南海爭端應被理解成一個正在成形、以南海為中心的的兩個同軸衝突體系,從內緣的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及越南,到外緣的日本、韓國、印度甚至澳洲,成為21世紀的大國角力場。與此同時,一個有意牽制中國擴張的新興亞洲國家陣線,包括印度和越南的策略合作,有待成形;美國的軍事介入,不會再是主宰南海局勢的單一因素。

美本位敘述 越菲篇幅失衡

Asia’s Cauldron糅合了作者專長的地緣政治分析與媒體敘事形式,逐章鋪陳南海各國的國防部署、應對中國擴張的謀略,讓讀者一窺媒體鮮能報道的、這些國家的現實戰略盤算;並勾勒這些國家的歷史轉折,如何決定今天棋佈錯峙的局面。然而,全書以美國本位的敘述,卻難免令個別章節有欠全面。例如,作者對越南與菲律賓兩個主要爭議國家的刻劃,明顯有厚此薄彼之嫌——作者由引人入勝的占婆古國(Champa)歷史出發,深入討論越南民族身分的多元文化遺產與「反中」傳統的關係;卻又在另一章節幾乎輕率將菲律賓簡化為主流的「失效國家」定型,沒有深究菲國數百年殖民與戰爭歷史如何塑造其民族意識,又將菲國訴諸國際仲裁的舉動貶為「示弱」,未有細思兩國策略差異在現實是否有協同效應。

事實上,對夾縫小國而言,國際仲裁本來就是難定輸贏的絕地豪賭:雖說國際法素來執法困難,但假如最終裁決有利菲律賓,難說中國完全不會考慮國際形象而微調南海戰略。如此,以越南為首的爭議國,或能坐收其成,獲得額外的談判籌碼。

作者更在書中不避諱地正面評價鄧小平與李光耀這兩大亞洲政治強人,解釋亞洲的威權主義有深遠的文化根源,甚至花上不少筆墨試圖引述國外學者如何為蔣介石平反,想像蔣氏失落的中國大業終將隨着中國的自由化步伐、日益緊密的兩岸合作而功成傳世。作者亦斷言, 「崇商、務實、利益主導」是東亞國家的共同特質,把爭端交由這些國家的領導自行化解,也許比「民主議決」更符效益。

台灣一海 阻生戰爭

假如把Asia’s Cauldron與同年底出版、英國資深記者Bill Hayton的調查報道專著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 中譯《南海:21 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的第一步?》)對讀,不難發現兩位作者雖然分析取向不一,卻不約而同地強調台灣在南海爭端上的獨特角色。

Kaplan認為東沙群島全無經濟價值,台灣作為東北亞與東南亞的戰略樞紐,加入南海爭端意只在將其主權問題放到國際舞台;而不同於接壤中國的越南,中國與台灣有一海之隔,獲最有利的戰略緩衝,符合了Kaplan引述的理論設想:「the stopping power of water」。如此觀之,南海局勢升級成戰爭的機會甚微,但東南亞小國勢將面臨「芬蘭化」命運,與其寄望美國高調出手干預、增加令形勢白熱化的風險,不如壯大「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 的既有合作,甚至加強亞太區的雙邊策略關係以應對之,方為正途。

Hayton 則認為,假如國民黨執政的台灣能先行讓步、重審「九段線」的合理性,這或會對中國構成公關壓力,促使中國作出局部退讓,為局勢穩定提供基礎。猶有深意的是,Hayton雖然對和平與共贏合作的展望不感樂觀,仍在書中的結語提出另一個類比,似在回應Kaplan的大國軍事博弈史觀——假如「九段線」能被重劃,我們也許能夠想像一個更具人文價值的海洋視野,一個文化歷史、海洋資源以至深海能源儲備皆能共享、共治的可能性。Asia’s Cauldron以馬來西亞沙巴的菲籍穆斯林移民問題作為終章,引伸的其實正是傳統海洋生活圈與殖民權「劃界」的歷史糾結。「主權」並非不證自明的東西,南海亦非單純的領土紛爭,而是愈趨盤根錯節、去中心化的21 世紀世界秩序的縮影。

南海紛爭=世界秩序縮影

大國博弈與亞洲秩序也許不到我等平民介入,然而跳脫國族思維窠臼,站在更公平、更重視人文價值的出發點去開展討論對話,會否是更適切、更任重道遠的公民責任?面對同一個強國的步步進逼,我們是否對Kaplan「非關正義」一說,有着不同的理解?南海小國的進步呼聲,長遠又會否是港台兩地民眾的對話、連結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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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異境,文藝的無用之用——讀《Station Eleven》


刪節版刊於《JET》九月號

JET SEP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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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女作家Emily St. John Mandel新作《Station Eleven》以一個引人入勝的「演員之死」作為整個末世敘述的開始:大影星 Arthur Leander在演出莎士比亞悲劇《李爾王》時心臟病發,猝死舞臺。撒手人寰的一刻,臺上假雪飄落一地,比電影情節更要淒美。但世人再也來不及悼念他傳奇的光影一生--當晚,傳染速度與致命率極高的新型流感開始肆虐世界各地,數月內,全球僅得1%的人口倖免於難。昔日的霓虹城市,晃眼成為荒涼的廢墟;現代文明和它所孕育過的華麗與哀愁,跟莎士比亞筆下的悲劇英雄,同樣成了舊世界的記憶。沒有人再記得Arthur生前的風光與藝術成就,甚或他愛過的人、感動過的觀眾。

故事跳到二十年後,當晚與Arthur同臺演出的小女孩Kirsten,如今與廿多個演員與樂手隨一個名為「Traveling Symphony」的流浪劇團巡迴北美,在一個個僻靜蒼涼的荒原小鎮上演出莎劇,娛樂百無聊賴的大眾之餘,也供他們懷想舊世界的華美與高雅。劇團的馬車上刻有格言:「Survival is insufficient」,取自美國經典科幻劇《星空奇遇記》(Star Trek)其中一集,可見作者沒有曲高和寡。

這也是Kirsten在亂世求存的信仰:她不再記得母親的臉、也不像比她更年長的倖存者般終日懷緬舊世界的科技文明,但她偏偏沒有忘記Arthur,更珍而重之地一直翻閱兩冊Arthur猝世當天贈予她的、名為《Station Eleven》的漫畫複本。這套身世不詳的科幻漫畫以科學家Dr. Eleven為主角,敘述他在外星人侵佔地球後,協助人類逃亡到一個不見天日的太空站。Kirsten在隨團路上不斷翻屋找尋舊雜誌上Arthur的昔日蹤跡,卻始終無法得知那兩冊漫畫的後續去向及它的作者其人。

Station Eleven Comic, Drawn By Nathan Burton
Station Eleven Comic, Drawn By Nathan Burton

時間調回二十餘年以前:其實漫畫的作者,是Arthur的第一任妻子Miranda平生與浮華名利場沾不上邊的她,最終在世界的另一端,與她寄託年月卻未及傳世的心血,一同化作風中微塵。作者寫他倆的死亡充滿溫柔:Miranda在世的最後一刻凝望著暮色乍現的港口、燈火徹夜通明的大船,天地蒼茫沉靜一如 Arthur猝歿之際的舞臺降雪,彷彿都容得下生者的所有遺憾所有死亡畢竟都是平等的。而大概他們也沒有料到,他們在生時創造過的微小美好--不論是曾經發光發熱萬人稱道的、抑或是寂寂無聞名不經傳的--都竟然找到潤澤往生之道,在無常中有所成全,為人記取。

這幾個人物,構成了整部小說的重要主題:藝術與文化記憶的無用之用。正如Kirsten的團員曾經說,莎士比亞年輕時,黑死病蔓延歐洲事實上,整個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作家無不深受其影響,這場瘟疫成為了不少傳世作品的靈與故事情節來源想必當年一定也有莎士比亞的同代人如此詰問:當生存成為唯一的意義,戲劇還有何用?Kirsten身處的荒原,同樣是一片充斥蠻荒暴力的黑暗異域,既然求存至上,藝術算得上甚麼?

想起當年Susan Sontag在波斯尼亞戰爭期間親赴薩拉熱窩導演《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有歐美文化人對她冷嘲熱諷:跑去被戰火圍困的愁城上演一齣絕望陰鬱的劇目,豈不是太多餘、太「離地」、太不顧當地人感受了?她卻反指這些在安逸中旁觀戰爭的人,才最不理解薩拉熱窩的狀況,也不理解藝術的價值--不要想像人人都只想透過娛樂來逃避現實,相反,正是藝術,能為絕望的人重新想像生命的意義與尊嚴,從中得到寬慰與踰越的力量。 個體生命可以輕如鴻毛,唯獨藝術脫胎、創新自時代,也超越時代之限。在書裡一節,Kirsten一個團友就曾經質疑,為甚麼我們還要演莎劇?新世界不是應有新世界的創作嗎?這個細節,難道不是正言若反,道出了藝術的本質麼?

然而作者也沒有如部份評論所言,把這個末日故事,輕率寫成文藝救世的心靈雞湯。Kirsten沉迷的《Station Eleven》漫畫,恰恰是貫穿整個故事不同時空的懸念;同時,Dr. Eleven未竟的探索,亦起上了 frame story的作用,牽繫、平行映襯書中幾個重要人物的命運,從而勾勒作者對文明秩序崩坍後的人類處境的思考。故事後來交代Miranda自行印製的第二套漫畫複本,當日落了在Arthur與第二任妻子Elizabeth所生的兒子Tyler手上。母子二人幸運逃過末世瘟疫,卻在幽暗詭譎的求生路上迷失--Elizabeth執意等待舊世界的重臨;她的兒子則執起聖經,開始相信這場瘟疫是承上天所詔的大清洗。Tyler成年後更自封先知、建立邪派組織,四處行惡。Elizabeth在昔日文明世界與Arthur同為大影星,氣質高貴優雅,可是她平生所熱愛的古典藝術,並沒有她自虛無裡得到救贖;同樣地,Kirsten眼中充滿悲劇英雄色彩的Dr. Eleven,並沒有教曉Tyler生命的意義。燈明燈滅,本無因果。在人世的黑暗與莫測面前,藝術可以非常脆弱。然而「美」之所以教人追求,不就是因為它萬中無一、渾然天成的偶然性?不就是因為它象徵了人可以成就比自身更宏大的事物?而所謂宏大本意,不就指它承擔起無數平凡生命不得以成全的可能嗎?

KirstenTyler的命運迴異,帶出《Station Eleven》第二個念茲在茲的主題:要在絕境忍受等待無期的煎熬,抑或試圖在尋常生活裡創造美好,對抗無常冷酷的外在世界?這一念之差,恰好對應Miranda筆下的Dr. Eleven面對的兩難困境:要留在寸草不生的太空站等待反擊的一天,還是死心回到外星人殖民治下的地球?正如漫畫裡Dr. Eleven的摯友所言:他們只不過想家。你能怪他們麼?可見,作者描繪Elizabeth的軟弱與Tyler的成魔之路,其實不無同情。

也許《Station Eleven》最令我感動之處,正是作者沒有塑造平面、臉譜化的人物,而是藉由這些無名人物的求生與重生之路,刻劃命運與機遇的不可知,寄寓人倫的堅韌。小說終於劇團重新上路、Arthur故友Clark凝視夜空想像新世界的可能,對照Dr. Eleven孤寂的身影--在這個紛亂處處的世代,不求奮力回天,點燈、傳燈,也許就是最尋常也最高貴的造就;歌詠星辰、傳頌生命,畢竟就是人類最古老悠長的,活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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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Blanca之死到葉劉的「性資源」論:正視外傭權益


刊於《JET》五月號

jet ma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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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土生土長、「無證」英菲混血少女Blanca  Cousins的自殺悲劇,本來應該是一個反思外傭權益與制度缺陷的契機。死者的雙親為求自保,十多年來忽視孩子的成長與參與社會的需要而不去尋求協助,固然自私;如今死者胞妹被社署接管,去向無從,父母則被拘捕,可謂家破人亡。可是,外傭在港子女的權利,似乎依然是一個社會避談的課題。去年,我曾撰文介紹過美國人類學學者Nicole Constable的新書《Born out of Place: Migrant Mother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bor》,著作以香港一群「外傭母親」與她們的孩子為對象,呼籲讀者重新思考外傭的主體性與制度不公,非常切合對Blanca之死的啟示的討論。

可恨的是,整個討論的失焦,隨著葉劉淑儀的「性資源」論,升級成渲染族群與性別歧視的談資。一宗悲劇,可以給她扯上「有女傭勾引外籍男戶主」,甚至「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先不要說到底外傭與男戶主發生關係本身到底干卿底事(況且,僱傭關係實力懸殊,為甚麼不是外籍男僱主乘虛佔便宜,而是外傭「勾引」?這就反映她骨子裡的階級與性別觀念),更甚的是她竟然把一個跨國弱勢勞工問題粗暴扭曲成「破壞家庭價值」,這就需要追本溯源,以正視聽。

葉劉堅持她毋須道歉,因為她不過是引述「事實」,言之鑿鑿說「一群住在愉景灣的外籍婦女投訴政府縱容菲傭勾引其丈夫」。我不知道她就任議員以來,有沒有跟進過外傭團體多年爭取取消外傭強制留宿的規定。理據很簡單,就是強制留宿,其實不只「縱容」更多剝削(例如「冇時停」的長工時待遇、惡劣起居環境、缺乏私隱與人身安全保障),也令僱主失去管理家庭空間的選擇權。如果政府提供彈性,很多僱主大可以選擇補貼租金,讓外傭在外留宿,雙方都落得清靜,也就更沒有甚麼孤男寡女共處一室的嫌疑。入境處這個規定,早在2006年已引來聯合國質疑。

葉劉的潛台詞其實反映很多香港人的心態:「你來打工做乜搞三搞四?」有趣的是,跨國專才異地戀,我們覺得浪漫;年輕外傭隻身離鄉在大城市追逐卑微夢想,卻不能被當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一個同樣偶會犯錯、會出於本能追求情感需要與家庭想像的「人」。我想像到葉劉會說:「你份合約寫明你只係『臨時入境勞工』!」對,Nicole Constable之所以為邊緣社群著書奔走,就是希望告訴大家:這群外傭,和她們所生的孩子,恰恰在測試我們的「普世價值」的底線——好了,她們戀愛、或者被騙,總之,懷孕了,不願隨便放棄骨肉,我們能否以無差別的態度去看待她們的處境?制度有沒有提供平等的支援?你無意相助,至少盡一盡文明社會的福利責任,何況她們不是白吃白搶的。我們需要她們的勞力服務,就不得不接受她們是社會的一部份。

Constable在書中詳述例子,解釋這種加諸於外傭身上的「安分守己」、「知足感恩」的理想要求,不啻都是一種源於人道援助論述的優越意識。更甚者,這種邏輯貫徹見於大大小小的政策設計與官僚程序。比如說,很多僱主「即炒」懷孕外傭,無視她們的法定生育保障。即使外傭敢去透過制度途徑爭取合理權益,過程亦往往不斷碰壁。Blanca的母親,正是無數懷孕產子後不惜逾期居留的個案之一。Blanca的「無證」處境,反映的不只是父母的失責自私,而是現行制度無力處理這批生不逢地的孩子。要說香港人沒有責任照顧他們麼?好,那就請公平一點,先不要她們離鄉別井來照顧你的家人吧。

在香港談外傭權益,幾乎即時會面對僱主的強烈反彈。當然,甚麼地方都有甚麼的人,沒有人說過沒有良心僱主,也沒有人說過所有外傭都是受害者。正如跟葉劉糾纏她口中的「大量外傭」的實證根據是無謂的,問題從來都在制度,而不是將奇情個案細節無限放大。Constable著作的可貴之處,是她沒有為部份涉及制度濫用的行為辯護或將之合理化,而是恰恰讓我們明白,這些外傭甘願冒險逾期居留或申請庇護又去非法工作,動機跟天下所有媽媽都一樣:她們有家歸不得,只求為子女和一個家庭的夢想,胼手胝足地生存。她並且指出,很多本意為了確保外傭在解約後及時離港、防止逾期居留或非法工作的法律與政策,在執行上往往造成了反面的結果,間接促使更多懷孕的外傭挺而走險。

如果Blanca之死讓我們重新審視這群孩子的權利,為制度改革撒下種子,她短暫的生命,才叫沒有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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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菲律賓駐港領事針對葉劉言論的聲明,大方得體,開首強調葉劉的"unfortunate choice of words"不代表普遍香港人,再談外傭的處境,以"Discrimination should have no place in any society"作結,是最有力的外交回應。水平高下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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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尼加拉瓜運河──從中美地緣角力到水資源的衝突


(上星期,尼加拉瓜大運河正式開展工程,引來當地民眾抗議,警方鎮壓致多人傷亡。獨市贏得這項工程合約的公司在香港註冊,主席是一個背景神秘的內地人,更引來外界揣測。下文為昨天在明報星期日刊出的文章,以兩大運河(蘇彝士及巴拿馬)如何造就英美兩個帝國的崛起為引子,討論尼加拉瓜運河的地緣與全球政治啟示。時移世易,這條運河引伸的課題或遠比中美兩國的較量來得重要。)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2-28)

TIME: Demonstrators hold a banner during a march to protest agains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oceanic Grand Canal in Managua (圖片:Reuters)

1869 年,埃及蘇彝士運河通航,鞏固了大英帝國在貿易與軍事的霸權地位;直至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巴拿馬運河於1914 年通航,令美國崛起中的工業生產與軍事力量無往而不利,世界自此成為美國的天下,說兩條運河奠定了兩個世界經濟強權的較量與替易,絕不為過。因此,當一個毫無大型基建開發及集資往績的神秘華商竟然可以深入美國的後花園,得到號稱為本世紀最大的國際物流項目──尼加拉瓜運河工程的獨市合約與經營權,那象徵意涵不言而喻。

神秘代理人

承包這項投資額達500億美元的工程的「香港尼加拉瓜運河發展投資公司」(HKND)在香港註冊成立僅兩年,年僅四十二歲的主席王靖據報活躍於內地電訊業,然而其人背景不詳,公司管理團隊除他一人,就悉數只有外聘的海外專家。不少國際媒體因而引述分析,普遍「唱淡」工程的可行性甚至工程困難,認為運河成功集資、規劃與及時完工的可能性不高,加上巴拿馬運河已開始擴展工程,即使尼加拉瓜運河能如期竣工,屆時它能否維持競爭優勢,仍然存疑。

運河於上星期動工前夕,王靖與外交部發言人相繼公開「澄清」工程乃私人項目,與中國政府無關。至於你信不信,世人反正不信了。反過來說,如果認定王靖只是代理人,可行性和投資回報不就顯得無關宏旨──注資500億對黨來說有多難?中國政府必然深明這項工程的政治風險:首先工程須逼遷近三萬沿岸居民,更大可能會對當地主要水源的尼加拉瓜湖(為全中美洲最大的淡水湖)造成污染,加上工程合約在沒有公開招標的情况下獲中資承判,遂引來貪腐大白象的公眾質疑,群眾連日抗議遭鎮壓已經造成死傷;其次,尼加拉瓜與鄰國哥斯達黎加在接壤的聖胡安河(San Juan River)劃界爭議由來甚久,哥國就一度反對工程,由於哥國是中國現時在中美洲的唯一邦交,促使HKND承諾不會沿該河道開鑿。最後,運河項目事成,將鞏固中國在拉丁美洲的地緣戰略地位,美國如何處之,就備受外界觀注。但運河為何不像其他中國海外投資項目一樣由國企子公司承包?HKND之所以如此神秘,也許只是說明王靖背後代表另一個利益板塊,跟上述風險無關。

不會是另一條巴拿馬運河

美國取態的曖昧,就明顯有別於西方社會習於批評中國「殖民」非洲的主流論述。事實上,美國近年興起的「頁岩氣革命」增加了跨洋出口運輸的需求,長遠或會令巴拿馬運河超出負荷;因此,運河一旦建成,勢將有利國內不少業界。美國商務部發言人去年就曾經表示,只要合約透明公正,美國或有意協助運河項目及鼓勵國內投資。這或許說明了為什麼美國本土的「唱淡」報道主要集中在自由派媒體;而HKND重金聘請不少行內最知名的跨國顧問公司參與項目,盤算亦大概在此。另一方面,尼加拉瓜總統奧爾特加雖與反美的委內瑞拉左翼政權有經貿合作,但他上任後推動稅制改革等親商界措施,並視運河計劃為建立區域物流樞紐、吸引外資的契機,長遠能令尼國減低對委國的依賴,這或為美國所樂見。

 water steven solomon兩條運河的前世今生,更加緊密相連。美國資深記者Steven Solomon在其專著Water: The Epic Struggle for Wealth, Power and Civilization裏,花了一整章勾勒巴拿馬運河如何整合賴橫跨歐洲、美洲與遠東的政經軍事網絡,造就美國雄霸天下的世紀:早在1880年代,美國海軍上校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就曾經宣稱美國必須在中美建設跨洋運河,以效法英吉利海峽之於英國、蘇彝士之於地中海國家;羅斯福就任總統後,將馬漢的鴻圖落實成國家戰略,最終成功自法國手中接手嚴重虧損的巴拿馬運河項目。當時,尼加拉瓜運河其實一直是國會傾向支持的二選一方案,但最後法國原運河公司以尼國火山活動為由,成功游說國會改投巴拿馬項目,這場多邊貿易戰自此結束;羅斯福之後更為此不惜策動哥倫比亞政變、甚至策反巴拿馬獨立,以乘虛爭取最有利美國的協議。

運河血淚 21世紀啟示

尼加拉瓜運河或會成為中國擴張的推手,但那個時代早已遠去,它再造就不了王者的興替。然而,正如兩條運河的歷史同樣銘刻了埃及與巴拿馬獨立的革命血淚,今日尼國流血抗爭帶來的啟示,或有另一重意義──Solomon以萬物之源敘述人類歷史起跌興衰的視野提醒我們,在氣候變化與資源爭奪已經超越主權國家層面、成為21世紀的集體政治危機的當下,水資源的枯竭與衝突,才是戰爭的伏線。這邊廂,巴西暫得以受益於豐沛的淡水資源成為全球水力發電領導,那邊廂,西非與中東卻深陷絕望的缺水困局,這再不是能輕易分勝負的世界。這一切,比兩個大國的明爭暗鬥,更形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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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全球氣候危機:市場出路是與非


(本文是Naomi Klein新書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的書評,討論全球減排目標與能源政策的複雜性、「綠色經濟」的綱領與現實。刊出之時,恰好聯合國正於秘魯利馬進行全球氣候談判,應是一篇適時閱讀。)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2-7)

thischangeseverything (作者Naomi Klein及其新著This Changes Everything

第一次拜讀Naomi Klein著作,是05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行之前。其成名作《No Logo》寫成於99年,一紙風行,奠下了我輩心目中的異議知識份子形象。進大學後,其第二本專著《The Shock Doctrine》面世,以「震盪療法」為喻,串聯起70年代的智利政變與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國家的崛起、89北京民運、亞洲金融風暴、美軍攻打伊拉克、卡特里娜風災重建與緊縮政策,呈現以美國為首的權貴精英如何乘天災與政治危機介入別國經濟,強推禍害民生的市場化政策。新作《This Changes Everything》一脈相承,詳述跨國企業與發達強國如何一再阻延實質的氣候應對計劃,揭示現時不少減排討論背後的市場邏輯,恰恰就是氣候危機的本源;同時討論失衡的市場力量,如何藉應對之名,繼續將「災難經濟」的模式推陳出新、投機牟利

「綠色經濟」雙贏迷思?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的副標題,起得合時宜地provocative--適逢今年,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全球經濟與氣候專責委員會」(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先後發表研究報告,不約而同強調經濟增長與減排政策並行不悖,針對不同行業的轉型措施只要落實得宜,甚至可收協同之效。以諾獎經濟學得主Paul Krugman為首的中間派一致認為這是正面訊息,有助各國政府制訂更務實可行的應對措施。Klein卻對這種所謂雙贏的「綠色經濟」綱領處處質疑,呼籲我們不要迷信所謂市場會引導科技革新的進步史觀。

書的第一部份因而由德國的再生能源政策例子出發,集中討論政府推動綠色轉型的角色,如投資發展再生能源、建立社區為本及去中心化的再生能源項目、開徵「碳稅」、重訂「污染者自付」原則等。擅於說故事的Klein在第五章以南太平洋島國瑙魯(Nauru)的發展悲劇為喻,勾勒全球氣候危機的公義向度--開採與出口磷酸鹽,早在殖民統治時期已是瑙魯的主要經濟支柱,直至80年代礦源枯竭、環境惡化,瑙魯獨立後短暫的「經濟神話」迅即崩潰。這個赤貧島國如今依賴國際援助,也要面對水位上升的沉沒危機。Klein以「Extractivism」一詞,形容這種窮盡別國天然資源然後棄如敝屣、不可持續的單元發展邏輯,由此警惕寄望市場提供出路並不可靠。比如她批評部份大環團(「Big Greens」)的倡議重心靠向如碳交易等市場主導機制、甚至為傳統能源大企業客串公關,又深入描繪尖端「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試圖以人為方式大規模逆轉暖化的狂妄,及其潛在的災難後果(正是電影《末世列車》的劇情背景)。

「市場 vs 氣候」引伸「degrowth」爭議

已為人母的Klein此次成書,多了一份寄寓新生代的溫情筆觸,她將世界各地的抗爭運動視之為改革制度的契機,如抵抗燃料開採活動與基建工程的堵路運動(Blockadia)、針對化石燃料項目的全球撤資、加拿大原住民保衛傳統家園的抗命如何開闢了超越族群的社運空間。Klein的洞見依然深刻,然而此書鋪陳的論據,卻明顯比前作更具局限。

Klein在終章自創「regeneration」概念作為結語,一來是訴諸集體與希望,二來大概也是知道「degrowth」爭議之大非她能駕馭。全書的弱點正在於此:無限制的經濟增長加劇全球升溫、現有增長趨勢將會超越「碳預算」(Carbon Budget)上限(註:現時碳預算具體指全球升溫攝氏兩度之前的碳排上限,保守估計排放高峰須在不遲於2020年,惟全球碳排量一直有增無減,去年更創新高),皆是不爭事實;但問題是,她筆下的再生能源發展,出路卻畢竟很大程度賴於市場力量。一則是再生能源的前期投資屬巨額承擔,政府的角色應是提供誘因與配套框架;二則是要全世界發展再生能源基建,同樣牽涉不少高排放高污染的礦產開採活動,大家唯有寄望屆時再生能源增長夠快,足以抵償本身的能源投入,而這些條件亦需要市場配合。

「Degrowth」學說有其實證理據,但要是作為倡議重心,它無法回答的問題畢竟太多:如何建立另一套指標來重整增長模式?如何有計劃地在全球各國推行而不成為另一種緊縮災難?如何確保減慢增長不會影響發展再生能源和窮國脫貧的目標?如何在公義層面保障這不會淪為另一種大國可以繼續增長、小國卻被迫為大國排放犧牲經濟發展與就業的不平等機制?要全球落實所須的行政成本是否合乎效益,這些成本若用在投資能源科技創新或加強現有減排規定的推行,會否更加合理?

其次,Klein的北美視角,脫離了很多地理或經濟條件有限的地區的具體語境。在再生能源發展尚未成熟的當下,很多國家未能放棄化石燃料,不只因為無孔不入的企業利益,而是因為對它們而言,能源保障(Energy Security)與供應自主的重要性,不會比減排目標來得低。她提及的德國再生能源「奇蹟」,事實上同樣面對上述兩難--你要減低對俄羅斯輸氣的依賴,又要減排,那要不要維持核電?再者,「Big Greens」將倡議目標靠向企業,較近的背景其實是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談判失敗一役後,很多環團深明國際談判無力落實,同時主張世人齊齊過節約簡樸生活也未免太離地、太「左膠」。「雙贏」可能是自欺欺人,卻是策略上的不得已。

對於素來對氣候問題不甚了了的讀者而言,這書無疑開啟了一個在華文世界至為缺乏的討論空間;書中呈現的批判與關懷,同樣發人深省。市場固然不是最終答案,遺憾地我在書裡也看不到有別的出路。而執筆之時,聯合國正於利馬展開氣候大會,全球減排目標能否重返正軌,尚是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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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four》:影像見證世紀洩密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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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相信斯諾登是這個時代最非凡、最發人深省的故事之一。Glenn Greenwald在著作憶述斯諾登在香港會面與洩密的經過,他筆下的斯諾登思慮慎微,清楚自己行動的目的與後果,對體制與權力有切身而深刻的覺醒。Greenwald由民權律師轉投傳媒,以披露美國情報機關濫權見稱,紀錄片導演Laura Poitras則曾以影像揭露伊拉克在美國攻佔下的蒼涼與不義,斯諾登把洩密與見證之責交託予他倆,本來就源於同道相知。Poitras的紀錄片最近終在倫敦正式上映,片名取自斯諾登最初的網名「Citizenfour」,其敘述更見圓滿。

影片裡的斯諾登溫文謙遜,紋路清晰。他堅持透過Greenwald與Poitras二人擔當洩密角色,是因為相信自己沒有能力審視洩密內容是否關乎公眾利益;他選擇公開表露身份,是因為相信匿名洩密會減低報道的公信力,不利大眾展開嚴肅討論;他把親友伴侶蒙在鼓裡,理由是要保護他們免受執法機關針對。影片並記述洩密引起的國際風波,包括美國國內、巴西與歐盟的反響,鋪陳情報技術與政府濫權的核心問題。片段裡其中一位到歐洲議會陳情的電郵加密服務創業家的發言至為有力,他說私隱權是言論自由的基礎,情報收集本不應如此容易,政府向這些網絡服務供應商施壓交出用戶訊息,實違背民主社會的原則;大國竊取別國機密不純是所謂國家安全,而是為經濟利益與政治控制。影片開宗明義是獻給「所有捨身揭露不公義的人」,這當中亦包括長年批評美國國安局濫權的前情報技術專家William Binney。

影片亦不乏富人情味、偶帶幽默的筆觸。片尾,Poitras的鏡頭在窗外凝視斯諾登與女友在莫斯科團聚的家常小節,令觀眾欣慰真愛相持,畢竟就是最堅定的反抗。影片的開放式結局則無非告訴我們,這場戰役曠日持久,人人都可以是斯諾登。

後記
可惜是am730專欄篇幅有限,未能引介影片中很多引人細味深思的話,如斯諾登最初以匿名電郵告訴導演Laura Poitras言行受國安局監察:"You are in the hands of a system whose reach is unlimited, but whose safeguards are not",還有他解釋自己捨身洩密的理由:"The elected and the electorate have become the ruler and the ruled." 簡言之,斯諾登希望公眾深思的是政府濫權監控如何違背民主制度的基石,私隱權跟所有基本權利一樣本應受到保障,因反恐之名的說詞有太多不過是維護管治精英利益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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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她們是外傭,也是女兒、妻子與母親⋯⋯


原刊於《ReadIt悅閱》Issue 04〔書寫校園時〕
編輯:陳嫻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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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book review}

當日印傭Erwiana被虐案,一度引起全城義憤。但當時筆者心裡始終不住鬱悶,若撇除惻隱與同情,在這些聲討施虐僱主的香港人當中,有多少人覺得這僅僅是一宗「損害香港國際形象」的「個別事件」,轉臉又會對僱主刻薄外傭無動於衷,或者覺得她們沒有資格談改善待遇?甚或覺得她們的文化低人一等?如果大家沒有忘記,在Erwiana之前,外傭罕有成為新聞主角是「居港權」官司,那時候群情洶湧,說外傭「忘恩負義」,竟奢望搶港人飯碗與社會資源云云。現實是,在香港倡議外傭權益大多會被貶以「左膠」,而美國匹茲堡大學人類學教授Nicole Constable新書《Born out of Place: Migrant Mother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bor》關注外傭在港出生的孩子,注定是票房毒藥。 

born out of place book cover不只是「工人」:還原個體血肉

Constable從事外傭研究十多年,深明他們的故事述說之難:全球化下的貧富差距、人口流動與經濟分工,家務勞動的性別與「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ur)特質,及外傭政策與制度剝削(如使不少外傭欠債累累的中介制度),沒有一面不存在莫衷一是的爭議。新作將眼光投向這群「外傭母親」與她們的孩子,其實旨在追本溯源,引導讀者詰問核心問題:我們能否視外傭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僅是法律所定義的「臨時入境勞工」?我們能否尊重她們追求情感需要與家庭想像的權利,並以無差別的態度去看待她們的處境?能否平等地視他們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體認並包容差異?

一個「理想外傭」,侍奉僱主應該勤儉順從、任勞任怨,工餘時間不要參與工會活動,也不要搞男女關係,更不要意外懷孕。Constable卻提醒讀者,這種非人性化的要求,既不符現實,也體現了外傭政策的矛盾:我們不能理所當然地消費她們的廉價勞動力去支撐本地家庭的需要、填補政府的福利承擔,同時又要求她們僅僅是一個克盡己任、沒有任何個人情感生活和主體的「家庭照顧者」。

離散者的情與愛

事實上,書中敘述的外傭媽媽與所有正值大好年華的女子一樣,都在滿足家庭期望的同時,尋索愛情與人生,隻身在異鄉追逐卑微的夢想。她們是「工人」,也是他人的女兒、配偶,同樣可以是孩子的母親。一如很多離散者的故事,她們在這座五光十色的城市裡,看到另一群同樣置身社會邊緣、為生存而在異地漂泊掙扎的過客與少數社群-書中的「父親」大多是來自南亞與非洲等地的移民、搞低端生意的商人或正等候甄別或尋求庇護的難民,他們萍水相逢的故事有的是相愛,有的是糊里糊塗的一夜情,也有是被誘騙迷姦的例子。

這當然少不免是她們行事不慎,但也涉及避孕知識及制度支援的不足。不過無論那是出於意外抑或選擇,書中的母親還是想盡辦法,竭力承擔育兒持家的責任,在無根的逆境裡,與孩子的父親和其他外傭媽媽相依扶持。作者沒有將筆下的故事加以美化潤飾,而是如實記述這些人物的幽暗面,呈現整個社群的面貌。在香港,這些生不逢時地的孩子為數不多,但Constable認為,這些孩子的身分、去留與獲賦予的權利,恰恰折射了外傭問題的宏觀複雜性,也在探問我們對於普世關懷、人道精神等價值的準繩與實踐

外傭孩子探問人道實踐之尺

作者指出,社會加諸於外傭身上的「安分守己」、「知足感恩」的理想要求,其實離不開一種源於人道援助論述的優越意識,這種邏輯,也貫徹見於大大小小的政策設計與官僚程序。例如強制外傭留宿,不但令僱主失去管理家庭空間的選擇權,也變相縱容更多剝削(長工時待遇、惡劣起居環境、缺乏私隱與人身安全保障),早在2006年已引來聯合國質疑;很多僱主「即炒」懷孕外傭,無視她們的法定生育保障;政府執法不臻,外傭的權利意識又有限,即使他們透過制度途徑爭取合理權益,過程卻往往不斷碰壁。結構性原因之一,是很多官僚人員偏袒僱主、或前設外傭為「貪得無厭」的一群(這也是居港權爭論中的一股主要聲音)。

書中詳述了很多懷孕或已產子的外傭被解僱後不惜逾期居留或申請庇護,期間又非法工作的個案。作者並沒有為這種涉及制度濫用的行為辯護或將之合理化,但她正正希望由此說明,很多本意為了確保外傭在解約後及時離港、防止逾期居留或非法工作的法律與政策,在執行上往往造成了反面的結果,這對懷孕的外傭尤其不利。比如很多意見認為,兩周期限過短,實際上難以提供足夠時間讓她們覓得新的工作安排;面對中介所的巨額債務,孩子的尷尬身分與隨之而來的育兒責任,很多外傭唯有選擇逾期居留。

遺下家庭,遺下恥辱的「遷徙循環」

Constable以具批判性的民俗誌方法,書寫這群「他者」在我城的真實經驗,而這些經驗又如何被她們本國與東道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文化觀念所模塑、牽扯。

因此,作者同樣在書中探討這些外傭本國(菲律賓及印尼)的勞工輸出政策、中介制度,以及宗教俗訓、傳統觀念與性別定型,如何影響這些外傭母親的決定。家庭傭工的性別特點,直接引伸孝賢忠節等持家期望,迫使她們背負家族與國家的榮辱觀。作者稱之為一種「補償情結」所驅使的「遷徙循環」(migratory cycle of atonement):她們滯流香港有家歸不得,回鄉後又選擇再次離家流徙異國,家鄉貧困缺乏就業,並非唯一原因。淒涼的是,傳統禮教對女子「失貞」與婚外子女污名的不接受,終究才是將她們推離故土,希望以勞力賺取經濟回報,償還失落的家庭期望、換回個人尊嚴的壓力所在。

但外傭母親所付出的代價,其實不應由她們獨力承擔。自她們遠道走來寄人簷下的一刻起,我們和她們的家庭,已再不是互不相干。作者不是政客或社運分子,著書沒有簡化或諉過於個別持分者,也沒有嘗試提出答案。但正因外傭母親的問題並非香港獨有現象,她筆下教人扼腕的故事,卻向所有受益於全球經濟分化的讀者們,揭示出一個更需要深思、關乎社會公義與人道精神的沉重課題

Born Out of Place: Migrant Mother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bor
作者/ Nicole Constable
出版/ 香港大學出版社

周澄
學聯前秘書長,曾在倡議組織、青年智庫、時事周刊及立法會議員辦事處工作,亦為多份報章及雜誌撰寫專欄及評論。今年負笈英國修讀全球能源與氣候政策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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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社區︰ 《文化本是平常事》新書分享會


走入社區︰ 《文化本是平常事》新書分享會

文化本是平常事。過生活,就是做文化研究。
文化,不一定艱澀難懂。文化研究,也不專屬於學院。

幾位文化研究畢業生飽讀批判理論後,選擇走入社區從事組織工作,或到訪不同地區接觸居民。他/她們不滿足既有的社區想像,正在尋找接合人與土地、連結人與人的新方法,探索經營社區之道。四位青年談文化,談社區,談可能。

主持:李祖喬
嘉賓:周澄、梁麗欣、黎健基、賴閃芳
活動日期:2014.07.06 (Sun)
時間:2:00 pm – 3:30 pm
地點:電影中心 一樓

周澄
關注本土政治,也志願當世界公民。現從事政策研究,工餘筆耕,並將於九月負笈英國修讀能源與氣候政策。

梁麗欣
於天水圍從事婦女組織工作。近年愛上自己做 (DIY) ,篤信勞動連接人與世界,努力修行邁向自主生活。

黎健基
半工讀嘅「社工」學生,亦是普通香港公民一名。文研畢業之後,遊走於唔同嘅service group。

賴閃芳
畢業後於歐洲從事戲劇創作及表演。回港後為香港話劇團《紅》及《安非她命》 擔任戲劇文學指導。獲藝發局資助三度重演的《她們的情詩》將於11月上演。

李祖喬
2009年畢業於中大文化研究學部,現於新加坡繼續讀書。